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年龄的相近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背地里,她对我母亲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脸上。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龙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大格格是我父亲得到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是位没有人气的格格。跟怵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怵大格格,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压轴的从来都是大格格,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麟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足见大格格的唱功好。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惟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成为了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相当不错。
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奂美伦的建筑有关。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京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相同,那个戏楼是指乾隆时代作为康熙幼时居住的王府的一个建筑,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邸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据说,整个藻井是由一块花梨木雕成,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广和楼室内舞台。这个木雕的藻井1958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拿走,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以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有人形容其情景说:子弟清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宫。这首诗让我读着中间好像少了两句,少便少,不影响意思的完整,说的是社会上的子弟“效仿梨园”,达到的一种轰轰烈烈的演出效果。
而我们家的“效梨园”那又别效出一番模样来了,金家的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像”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位”。别的到位均不很难,惟这戏曲的“到位”却是不容易,它一讲的是艺术功底,二讲的是头面行头,缺了哪样也不行。金家从高祖就喜欢京戏,那时家里养着从高阳乡下买来的孩子,即家班子,有正旦一人,生三人,净一人,丑一人,衣、柔、把、金锣四人,场面五人,掌班教习二人;锣鼓家伙,铠甲袍蟒,无不齐全,在东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班子。逢有谁的生日、满月,喜庆节日,家里都要唱戏,邀请亲戚朋友来观赏。亲戚们也都是爱戏懂戏的,往往借了各种由头来我们家看戏,那时候我们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永远是轰轰烈烈。戏班的孩子们都是从小练的,功底很扎实,戏也演得很有水平。道光时候,皇上崇尚节俭,将宫里掌管演戏的南府改为升平署,开支大减,连戏班都撤了。皇上如此,下头自然纷纷效仿,且凡是效仿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听说各王公大臣为了表示自己也谨身节用,争先恐后地穿起了打了补丁的旧朝服,一时皇上上朝,丹墀一片叫花子般的破衣烂衫,成了道光年间的一景。我的祖先是否也鹑衣百结地夹在众臣之中山呼舞蹈不便考证,总之,从道光七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不豢养戏班了。
家班子里那些唱戏的孩子们或遣散回家,或留下听差,也有卖与外头戏班后来成了角儿的。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们在金家代代相传,至我们这辈,家里还有不少会唱皮黄的老妈儿,能打旋子的听差,传带得我们家也从上到下都能唱,能演,那一招一势,都非常的规矩,跟科班训练出来的一个样儿。到了我哥哥们这个时候,把戏又演出了新花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打破了京戏的传统剧目,在传统的基础上尽性发挥,常常是现编现演,或古或今,牛头马嘴,把好好儿的一出戏闹得不伦不类,面目皆非,谲诡不足信,荒诞不可闻。参与这些胡闹的也有我的父亲,这大概与我父亲多年留洋海外,颇具民主意识有关,只要是演戏,金家的一切尊卑上下就全乱了套,变作了混搅的一锅粥。甭管演什么戏,父亲出台,爱用唢呐大开门,奏的是诸葛亮升帐的曲牌,以壮阔场面,大布雄威。初时大家都很严肃,父亲迈四方步走出,一套起霸动作,精神抖擞,弟兄们龙套配场,煞有介事,看来是要演一出正戏、大戏,不知是《群英会》还是《金锁镇》。大家正在威武雄壮之时,台侧一通小锣,急促的碎锣声中不知怎的跑出了老五。老五穿着大格格的女黄蟒,黄蟒短,只到他的膝盖,看上边很庄严,看下边的两条腿却光着,白丝袜上蹬着三接头皮鞋,见大家笑,他索性把黄蟒一张,露出里面的大裤衩来。后头父亲威严地一声“嗯———”,他吓得赶紧把蟒袍掩了,钻入后台。母亲在下头说,这个老五,又是他捣乱,乱七八糟地胡穿,怎么把大格格的衣裳穿出来了。瓜尔佳母亲说,老五也不是胡穿,戏里男角儿穿女蟒的也大有人在,《水帘洞》里的猴王,还有程咬金,都穿女黄蟒,一来为扑打方便,二来也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帝王。我母亲惟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我父亲除了演老生,有时还反串花旦,常演的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与孙玉娇相配的那个风流公子傅朋则由看门的老张担任。老张演傅朋的时候已经八十二了,牙都没了,说话漏风,颤颤巍巍,走道都不稳,还要张罗着演俊小生,任谁替换也不让贤。没办法,只好让那个八十多的老小生去和孙玉娇调情,也很有意思。父亲唱着唱着忽然冒出一句真嗓,插白说,你们的妈让我出东直门给她雇驴去,说了,今天雇不来驴就骑我,让我趁这机会赶紧跟着小傅朋顺房上跑了呗!下头一阵哄笑,有人叫好儿,父亲越发得意,极尽扭捏之能事,下头也越发笑得厉害。瓜尔佳母亲说,难为他说得巧,赏两大枚。就有人将两个铜板扔了上去,那时两大枚只能买一个烧饼,瓜尔佳母亲的参与更是带戏谑成分在其中。父亲欣喜若狂地将钱捡了,向下一道万福说,谢太太赏。下头又是笑,夹杂着弟兄们的怪声叫好儿。父亲真正拿手的是正牌老生,他学的是谭派,认为谭鑫培的唱儿悠远绵长,有云遮月的韵味,跟他的嗓子很对路。父亲似乎没怎么下工夫,就把戏唱得很好了,有一回他在后园吊嗓子,招得隔壁沈致善扒着墙头往这边看,还以为真是谭老板上我们家来了呢。姓沈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有戊戌的结怨,我们家很是看不起他,虽住邻居,彼此素无来往。沈家几次递话儿,要过来拜访,要过来听戏,都被父亲很坚决地挡了。父亲说那种溜须拍马、辜恩背义的人,金家人不想沾惹,怕的是有朝一日也被送到菜市口,跟谭嗣同一样掉了脑袋。而那天,因为沈致善称赞了父亲的戏,父亲竟破例向他拱了拱手,给了个笑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在后园吊嗓子了。我大哥舜也是唱老生的,他不如父亲唱得好,常常跑调,使拉胡琴的老七舜铨很为难。老大的调,唱着唱着就走了,他能从二黄导板“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一下蹦到四平调去,而且一遍跟一遍唱得绝不一样,害得老七很被动地跟着他跑,有时就不拉了,由着他自己去发挥,去瞎唱。只要他一张嘴,他的母亲就要离席,说是怕岔了气,不如及早回避。父亲说老大唱戏不走心,说他唱外头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唱得倒很准,一点儿也不走调,父亲说流行歌曲比《打渔杀家》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