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得楼门，我按规定脱鞋，走入规定的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排列着正好四十张开启式小桌，每张桌上用透明胶粘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位置在靠窗一排的最前边，就是说这教室里我的号数最小。
黑板崭新，墨绿色，讲桌上放着粉笔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墙上的软木板没贴图画没贴作文。或许是故意取下的，以免干扰我们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笔盒和垫板摆好，托腮闭起眼睛。
过了约十五分钟，腋下夹着试卷的监考官走进教室。监考官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樱木做的，很粗糙，颇像登山口土特产商店卖的那种。由于他跛的方式显得甚为自然，以致唯独手杖的粗糙格外显眼。四十名小学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不如说一看见试卷，顿时鸦雀无声。
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试卷放于桌面，继而“橐”一声把手杖靠在一旁。确认所有座位无一空缺之后，他咳嗽一声，瞥了一眼手表。接着，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地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
沉默。
每个人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也不敢出地盯视着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让人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他摘掉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两侧镜片，重新戴回。
“本人负责监督这场考试。”本人，他说，“试卷发下以后，请扣在桌上别动。等我说好了，再翻过来答题。差十分到时间时我说最后十分钟，那时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无谓的差错。我再说一声好了，就彻底结束，就要把试卷扣在桌上，双手置于膝盖。听明白了么？”
沉默。
“千万别忘记先把名字和准考号写上。”
沉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还有十分钟时间。这个时间我想给大家讲几句话，请把心情放松下来。”
几声“吁——”泄露出来。
“我是在这所小学任教的中国老师。”
是的，我就这样遇上了最初一个中国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这也难怪，毕竟那以前我一次也没遇到中国人。
“这间教室里，”他继续道，“平时有和大家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像大家一样刻苦学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
沉默。
“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
沉默。
“比如可以这样想：假定你们小学里有很多中国孩子来参加考试，就像大家坐在这里一样，由中国孩子坐在你们书桌前。请大家这样设想一下。”
假设。
“设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进这所小学，坐在座位上。结果怎么样呢？桌面到处乱写乱画满是伤痕，椅子上粘着口香糖，桌子里拖鞋不见了一只——对此你们会有何感觉呢？”
沉默。
“例如你，”他实际指着我，因我的准考号最小，“会高兴吗？”
大家都看我。
我满脸通红，慌忙摇头。
“能尊敬中国人吗？”
我再次摇头。
“所以，”他重新脸朝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终于看回讲桌，“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明白了么？”
沉默。
“中国学生可是会好好回答的。”
明白了，四十个学生答道。不，三十九个。我口都没张开。
“注意：抬起头，挺起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并怀有自豪感！”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今天早已忘了。我能想起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学生和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
那以后过去了六七年——高三那年秋天，一个同样令人心情舒坦的星期日下午，我和班上一个女孩走在同一条坡路上。我正恋着她，至于她对我怎么看则不晓得，总之那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两人一起走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坡梅正中间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在那里我向她讲起那所中国人小学。听我讲完，她嗤嗤地笑了起来。
“真是巧啊，”她说，“我也同一天在同一考场考试来着。”
“不会吧？”
“真的。”她任凭冰淇淋滴在咖啡杯薄薄的边口，“不过好像教室不同，没有那样的演讲。”
她拿起咖啡匙，往杯里定定地看着，搅拌了几次咖啡。
“监考老师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