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绕行不休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内侧潮乎乎的。我毅然开口道：
“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的话因而“噗”的一声半途折断。
她默不作声，似乎在等我的下文，并且依然盯着自己的鞋尖。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站务员用扫帚归拢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由于时间晚了，电车班次已明显减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说，“不是说谎。但不仅如此。表达我虽表达不好，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只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那个交谈当中蓦然这样觉得的。而且我始终在考虑——这种地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扬起脸，定定看一会我的脸。
“不是故意让你上错车的，”我说，“大概是我想东西的关系。”
她点点头。
“明天打电话，”我说，“再去哪里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泪痕，双手插回大衣袋：“……谢谢。老是麻烦你，真对不起。”
“不该你道歉，出错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个人坐在椅上没动，点燃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箱。钟已快十二点了。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个中国人。
4
讲一下第三个中国人。
前面也已写到，他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算是我朋友的朋友，还交谈过几次。
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
那是十二月一个阴冷的午后。没有风，但空气砭人肌肤，云间不时泻下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街市上笼罩的暗幽幽的灰膜。去银行回来的路上，我走进面对青山大道的一家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翻动一本新买的小说。小说看倦了，便抬眼打量路上的车流，然后又看书。
注意到时，他已经站在了我面前，道出我的名字。
“不错吧？”
我愕然地从书上抬起眼睛，答说“不错”。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会桌上的不配套的盘子。
“坐下可以吧？”
“请。”我说。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和小巧的金色打火机，但未点火，只是放在桌子上。
“怎么样，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我不再搜寻记忆，便老实坦白，“抱歉，总是这个样子，想不起别人的面容。”
“恐怕还是想忘却过去的事吧？我是说潜在性地。”
“有可能。”我承认。真有可能。
女侍者拿来水，他要了美国咖啡，并嘱咐要弄得很淡很淡。
“胃不好，说实话医生不让我吸烟喝咖啡的。”他边摆弄那盒烟边说，显现出胃不好的人谈胃时特有的神色，“对了对了，接着刚才的话说——我出于和你同样的缘由，过去的事一件也没忘，真的没忘，也真是怪事。我也想把各种事情忘个一干二净来着。越想睡眼睛越有神，是吧？同一码事。自己也搞不清何以这样。专门记过去的事，而且记得一清二楚，我真有点担心再没余地记忆以后的人生了。伤脑筋！”
我把仍拿在手上的书扣在桌面上，喝了口咖啡。
“而且都记得那么活龙活现，当时的天气、温度，甚至气息，简直就像现在还身临其境，以至于自己也不时糊涂起来：真正的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活着呢？有时甚至觉得此时此地的事物说不定仅仅是自己的记忆。你可有这样的感觉？”
我漠然地摇了下脑袋。
“你的事也记得真真切切。从路上走隔着玻璃一眼就看出是你。打招呼打扰你了吧？”
“哪里，”我说，“可我这方面横竖想不起来，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我自己擅自找上门的，别介意。该想起的时候自然想起，是这样的。记忆这东西，机制完全因人而异，容量有异，方向性也有异，既有帮助大脑发挥作用的，也有阻碍性的，无所谓哪个好哪个坏。所以不必介意，不算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