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反对你，你可以把他干掉，但这很冒险。其实可替代的方法早已被早期人类创造并发展起来了。利夫顿 指出了四种方法：胁迫、劝告、治疗和领悟。“胁迫”意味着：“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改变，不然……有可能包括处死这一极刑。”“劝告”则通过调用更高层次的道德权威来游说：“你应该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改变，这样才能变得更好。”“治疗”意味着：“你可以在我们的指引下改变，这样就会变得健康，并且可以摆脱痛苦。”最后，“领悟”意味着：“如果你愿意面对新的思想和方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改变，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像很多劝说方法一样，思想改造也同样运用这四个层面的方法。但是，利夫顿所说的“思想极权主义”（倾向于极端，具有极权主义政权思想特有的孤注一掷的思考模式）更倾向于运用前两种方法，即“胁迫”和“劝告”。
在部落间相互征服的时期，各种类型的游说艺术已经颇受重视。《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第4章，10—16节）记录了摩西面对神的安排时，说，“主啊，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来硬着心肠拒绝神。神回答道：“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他可以做你的代言人。”甚至更早的记载要到伟大的犹太先驱亚伯拉罕，他在和耶和华商议罪恶之城“所多玛”的命运问题时，成功地让耶和华应允了一个承诺：只要能在所多玛城找到十个善良的人，那么就可以赦免该城。尽管不幸的是最终只找到了一个善良的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但亚伯拉罕这种善辩的态度却并未遭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当耶和华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想起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得从倾覆的废墟之中救了出来。”对当代的公关专家来说，能够成功游说万能的上帝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思想改造而言，很明显《旧约》中“胁迫”“劝告”的例子很容易找到，而“治疗”和“领悟”却不太容易。）
随着帝国行政负担的加重，想要控制国民的欲望也越发迫切。军队暴动被视为最大的威胁，但军队不可能随处安置。而且，在与犹太人作战时，罗马帝国发现以牺牲大量将士为代价其实是事倍功半的。某些体制，比如波斯帝国（大约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就采取了务实、自由的方式：缴纳税款，保持和平、风俗和自己的信仰，而其他体制则比较专制。每种文化都不断发展着各自复杂的管理系统：间谍网络，为了维持税收正常运作而进行的阶层管理，胁迫或贿赂地方官员、法律部门和社会机构。其中很多都主要依赖于强制这一方法，比如残酷地进行身心折磨的严刑拷问。我们从有关强制的丰富遗产中发现洗脑的诸多技巧都与强制的特征有关。的确，洗脑和心理折磨的界限十分微妙，而费力地对其进行区分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将会在第5章详细阐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