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 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象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滩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在看守所里。
“被告，”庭长对哈尔拉莫夫说，“您能向法庭说明一下发生凶杀案以后那两天您在什么地方吗？”
“我在野外走来走去。……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
“如果您没杀人，那为什么躲起来呢？”
“我吓坏了。……我怕吃官司。……”
“哦。……好，坐下吧！”
最后一个受审的是给死去的老太婆验尸的县医师。他把他还记得的验尸报告里的话以及今天早晨他到法庭来的路上想起来的话对法庭陈述了一遍。庭长眯细眼睛瞧着他那身乌黑发亮的新衣服，瞧着他讲究的领结，瞧着他活动的嘴唇，听他讲话，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个懒洋洋的想法在他头脑里自动冒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穿短上衣，为什么他做了件长的呢？
为什么偏穿长的而不穿短的呢？”
庭长身后传来皮靴慎重的响声。这是副检察官走到桌子这边来，要取一个文件。
“米哈依尔·符拉季米罗维奇，”副检察官低下头凑着庭长的耳朵说。“这个柯烈依斯基办理的侦讯工作马虎得出奇。
被告的亲哥哥他没审问，村长他也没审问，那所小屋的情形也没有写清楚，一点也看不懂。……”“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庭长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叹口气。“他老朽了，……不中用了！”
“顺便说一句，”副检察官继续低声说，“请您注意旁听席上第一排右边起第三个人，……论相貌象是个戏子。……他却是当地的大财主。有将近五十万家当呢。”
“是吗？从外表倒看不出来。……怎么样，老兄，我们要退庭休息一阵吗？”
“审完这一案再休息吧。”
“随您的便。……哦？”庭长抬起眼睛瞧着医师说。“那么您认为她是当场毙命的？”
“是的，由于脑部受到严重的损伤。……”医师讲完，庭长就瞧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中间的那块空档，问道：“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离开《该隐》，否定地摇一下头。可是辩护人出乎意外地活动起来，嗽了嗽喉咙，问道：“请您说一下，大夫，凭伤口的大小能够判断……判断犯人的精神状态吗？换句话说，我是想问一下：伤势的轻重能否使人有权利认为被告处在感情激动的状态？”
庭长抬起睡意蒙眬、神色淡漠的眼睛瞧着辩护人。副检察官丢下《该隐》，瞧着庭长。他们光是呆呆地瞧着，既不微笑，也不惊奇，更不困惑，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也许吧，”医师迟疑地说，“如果考虑到犯人……呃呃呃……用斧子劈下去的力量，……不过，……对不起，我不大明白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辩护人提出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再者他觉得也无须回 答。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本来是不知怎么钻进他头脑里来的，只因为受到寂静、烦闷、通气窗的嗡嗡声的影响，才从舌头上滑出来了。
法庭叫医师退席，开始检察物证。头一样检查的是一件农民长外衣，袖子上有一块深棕色的血迹。法庭审问这块血迹的来源，哈尔拉莫夫供道：“老太婆去世大约三天前，片科夫给他的马放血。……我正好在那儿，喏，当然，我就帮了帮忙，这才……这才把衣服弄脏了。……”“可是刚才片科夫供述，他不记得放血的时候有您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