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
“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
“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
“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乜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
“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
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
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T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
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需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
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叠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锌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人。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