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
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
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
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那些人是你要搂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工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
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趾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
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文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称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一盘所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己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嘛印度洋没事。”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儿坐着？”第三个姑娘象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见你了，拎着一皮包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万言。”
“这倒没错时我嬉皮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