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
“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