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
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
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
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