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小伙子，生着淡黄的头发和突出的颧骨，身穿破皮袄，脚上一双又大又黑的毡靴，等到地方自治局医师看完门诊，从医院里走出来，回到住处去，他就胆怯地走到医师跟前。
“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老人家，”他说。
“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把手心放到鼻子上，从下往上地揉搓着，抬起眼睛看一阵天空，然后回答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老人家。……我哥哥瓦斯卡，瓦尔瓦利诺村的铁匠，就在你这儿的囚犯病房里，老爷。……”“是的，那又怎么样？”
“我呢，就是瓦斯卡的弟弟。……我爸爸生了我们哥儿俩，他瓦斯卡和我基利拉。除了我们，还有三个姐妹。瓦斯卡成了亲，有了个小娃娃。……家里人口多，可又没有干活的人。
……打铁铺多半有两年没烧火了。我自己在布厂里干活，不会打铁，讲到我爸爸，他哪儿还能干活？慢说干活，就连吃东西都不灵便，汤匙都送不到嘴上去了。”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行行好，把瓦斯卡放出来吧！”
医师吃惊地瞧着基利拉，一句话也没说，自顾往前走去。
小伙子跑到他前面，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大夫，好老爷！”他哀求说，眫着眼，又用手心揉鼻子。
“求你象上帝那样发慈悲，把瓦斯卡放回家！让我们永生永世为你祷告上帝！老爷，放了他吧！一家人都要活活饿死了！我妈天天哭，瓦斯卡的婆娘也哭，……真是要命！我都不愿意再瞧亮晃晃的阳光了！行行好，把他放了吧，好老爷！”
“你究竟是脑子笨呢，还是发了疯？”医师生气地瞧着他，问道。“我怎么能放他？要知道，他是囚犯！”
基利拉哭起来。
“放了他吧！”
“呸，你这怪人！我怎么有权放他？我是狱官还是怎么的？
人家把他带到医院里来，找我治病，我就给他治病，至于释放他，那就跟把你关进监狱一样，我一点权力也没有。傻瓜！”
“可是，他本来就是平白无故坐牢的啊！开审前，他就已经在牢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可是现在，请问，为什么还关着他呢？比方说，他杀了人，或者偷了马，那倒不去说它了，可现在是无缘无故，硬这么关着埃”“你说的都对，不过这跟我什么相干呢？”
“他们把个庄稼汉关进监牢，可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老爷，他原本喝多了酒，糊里糊涂，连我爸爸都挨了他一个耳光，他还醉醺醺地撞在树枝上，把自己的脸也碰伤了。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两个小伙子，想要土耳其烦草，就来跟他说，要他夜里跟他们一块儿溜进亚美尼亚人的小铺去弄点烟草。他呢，这个傻瓜，醉醺醺地依了他们。你知道，他们扭开锁，溜进去，撒起酒疯来了。他们见着什么就翻什么，砸碎了玻璃，把面粉也弄撒了。一句话，他们都醉了。好，乡村警察立时跑来，……一来二去就把他们押到法院侦讯官那儿。他们整整坐了一年的牢，直到上个星期，星期三那天，他们三个才在城里过堂。一个兵拿着枪立在他们后头，……大家宣誓。瓦斯卡比别人罪过都小，可是那些老爷硬说他是领头的。那两个小伙子坐牢了，可是瓦斯卡得做三年苦工。这是为什么？审案子得凭良心啊！”
“不管怎么样，我跟这件事不相干。你去找那些当官的。”
“我已经到当官的那儿去过。我走进法院，想递个呈子上去，他们却连呈子也不收。我到区警察局长那儿去过，也到侦讯官那儿去过，人人都说：‘这不关我的事！’那末这事到底归谁管呢？不过在这儿医院里，数你最大，上头没有人了。
老爷，你要怎么办就能怎么办。”
“你这傻子！”医师叹道。“只要陪审员判了他的罪，那就慢说省长，连大臣也没法办，更别说区警察局长了。你这是白忙一场！”
“那么是谁判他有罪的？”
“那些陪审员先生埃……”
“他们哪能算是先生？都是我们庄稼汉！有安德烈·古烈夫，有阿辽希卡·胡克。”
“哎，我懒得跟你讲下去了。……”
医师摆一摆手，很快地往自家门口走去。基利拉本想跟着他走，可是看见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就站住了。他在医院的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十来分钟，没戴上帽子，瞧着医师的住宅，然后深深叹一口气，慢慢搔一搔脑袋，往大门口走去。
“可是该去找谁才对呢？”他嘟哝着，走到大路上。“这个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个也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么这事到底归谁管呢？嗯，对了，你不塞给人家几个钱，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大夫嘴里在说话，可老是瞧着我的手，看我会不会给他一张蓝票子。嗯，老兄，就连省长，我也能想法见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