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记得是“非典”过后，邵水通专门开着一辆奔驰到南京来，除了送上当季的土特产品之外，还执意要带我的父母出去吃饭。那天赶巧我在母亲家，邵水通顺带邀请了我。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老板的真面目。之前在母亲的叙述中，她这位学生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可是见面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谬误。这位邵老板非但圆胖喜感，个头也算得上高大魁梧，跟我老态龙钟的母亲站在一起，视觉上的对比相当强烈。
就餐的饭店是南京最好的海鲜酒楼，我和父母加上邵水通，总共四个人，摆上席面的食物十四个人都吃不完。古典式桌椅，银光闪闪的餐具，精致繁复的菜品，一切都带着那种昂贵的、奢华的、派头逼人的气势，压迫得我们呼吸艰难。我看见母亲把一副银制餐具拿起又放下，惊慌失措地拿提花餐巾去擦她面前的一小滴汤汁，非常努力地去咀嚼她根本嚼不动的牛肉，把一个简单的就餐程序弄得复杂而慌乱。她不时地抬眼看我，又看邵水通，脸上的神情小心翼翼又自惭形秽，仿佛在说，瞧我这个没出息的土老太婆，怎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
吃完饭，邵水通又开着大奔送我父母回家。到了楼门口，他执意要把两位老人送上楼。“不差这几步的。”他说，态度非常诚恳。其实，我父母虽说年迈，腿脚还相当利索，每天上楼下楼买菜散步，自己走得清清爽爽，搀扶或者架助的时候还远远未到。邵水通如此夸张地服侍二老，在我看起来总是不够自然，有一点儿舞台上演戏的模样。
又是几年过去，邵水通的探访断断续续、坚持不懈。那些肥肥的鸡仔、白花花的大米、泥巴还未及干透的萝卜、山芋，以及麻鸭蛋、水菱角、豆瓣酱、干腌菜……新鲜丰富的物品，铺天盖地而来，排山倒海而来，仿佛要把我母亲淹没，把我们这个家庭淹没。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夏天，天气极其闷热潮湿，邵水通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是他们班级毕业四十周年，他想搞个周年庆典，师生们聚一聚。费用他来出，吃住都在他的饭店，一切都不消别人操心。邵水通对我母亲说：“老师，你无论如何要来，你和老先生都来，班主任不能不到场，学生们都想你。”
我母亲最听不得煽情的话，一听就信以为真，就飘飘然。可是她又有点犹豫，毕竟七八十岁的人，出门总是有风险的。母亲就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那不行。”我说，“我最近事情多，抽不出空陪你们去。让你们单独出门，我不放心。”
我母亲没有继续坚持，大概她自己也觉得大热天出行终究不是正事。
到晚上，邵水通竟把电话打到我家来了。他好半天没有开口，再说话时却先叹一口气：“妹子啊，你听我说，我们这届学生，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班里有两个同学前几年就跟我们阴阳两隔了。说句大俗话，人到这个岁数，是见一次少一次。这回是我挑头做东，恳求你帮帮老哥，成全我一次。”
一席话，说得万般悲凉，我一时竟然发了愣，身上麻酥酥的，不知道如何接腔。
“反正，有我们这些学生，老人家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最坏的可能是，天塌了，那还有我们几十个人顶着呢。”他又开起了玩笑。
我还有什么话说？我不能把人家的情分不当情分。
邵水通的确尽心尽责，自己腾不出空，专门安排他饭店里的公关经理来接我的父母。
父母去了两天，每天来一个电话向我汇报：来了多少学生，同学宴摆了几桌，场面如何热闹。我听得出来，老太太置身在从前的集体当中，在她那些步履蹒跚的搭档和发鬓斑白的学生当中，是真的开心。第三天中午，父亲打来电话，却把我吓得半死。父亲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说：“你妈妈晕倒了，正在校园里拍集体照呢，人就倒了。”我心里一凛，急忙问父亲：“人怎么样了啊？抢救没有啊？”
“那个那个……送医院了，没事了哦，真没事了哦。”父亲有脑萎缩的症状，语言正在往幼儿园孩童的用词水准退步，无法把一件事情描述得精细详尽。
我赶快放下手边的事情，叫了一辆出租车，火急火燎赶往故乡县城。
到了县医院一看，母亲早已恢复如常，一个人占着一个单间病房，倚在抬高的病床上，脑袋后面垫着雪白的靠枕，笑眯眯地享受着身边一群老学生的伺候。
“哎哟，”母亲说，“不是告诉你没事嘛，大老远地还过来。”
原来她的一个学生就在这家医院当院长。有这样的关系，我果然是多余操心。
年届退休的院长很负责地把我带到办公室，依次展示了我母亲的胸片、心电图、脑部CT片，和林林总总的化验报告。“老人家健旺得很，再活二十年都没大问题。”院长拍**保证。
“那么，她怎么突然会晕倒？”我询问。
院长挠着头皮说，还真是查不出原因。兴许是气压低，天气热。“毕竟是小八十岁的人了呀。”他说。
“也或者，是她这几天兴奋过度。”我开了个玩笑。
“有可能。”院长点头附和。
“你们也真行，毕业四十年了，还能聚起这么多人。”
“那是啊！你母亲都到了，我们怎么能不到？”
我心里忽地一动，明白了邵水通为什么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不把我母亲请过去不肯罢休。这事说起来，的确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少年时代被同学戏称为“潲水桶”的人，曾经因为几张菜票和一餐饱饭差点儿被赶进深渊的人，他出钱出力筹办一个同学会，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