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年前，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人热情万分又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山珍海味一通猛上，饭毕又恭恭敬敬地将两位老人家送回家里，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留下一地的土特产，才告退离开。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谁呀？谁这么大方？”她絮絮叨叨告诉我，这个学生叫邵水通，“文*”时的初三毕业生。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后来，在饭桌上，经对方一再提醒，外加启发、暗示，她才记起了他的诨名：潲水桶。
“想起来没有？我跟你们说过的，他上学时，我对他多好！结果呢，他反而嫉恨我，‘文*’时批斗我，揪掉我一撮头发！”
母亲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这个人来自农村，怎么说呢，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其实那年头，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邵水通的家境不过是比班里其他同学更加贫苦而已。他个头小、面黄肌瘦，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县中学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每人一个粗陶饭钵，自带粮食，象征**一点柴火费，由食堂代为蒸饭。菜票却是各自购买，吃饭时八人一桌，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菜桶，冬天白菜、夏天茄子，炖得烂兮兮、软乎乎，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连汤带水混个假饱。吃到最后，每桌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黄叶之类。这时候，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打扫战场”，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倾倒，喝汤吃菜之后，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半点可怜的油花。这免不了让同学笑话，背地给他起个诨名，叫“潲水桶”。
上到初二，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听说是饿死的。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贫困，可他没有退学。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他就用这钱买菜票。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不是大米，也不是麦糁或小米，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
后来，同宿舍的学生中开始隔三岔五地丢菜票。也不知道怎么的，同学都认准这菜票是邵水通拿了。也有依据：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这星期忽然有钱打菜了。
就有学生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我母亲那里。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母亲的想法是，这种事说大也大，关乎品质;说小也小，长身体的孩子，肚里没油水，他饿得慌啊。母亲怜悯邵水通，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未来。
于是，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买了厚厚一沓食堂菜票，趁学生宿舍无人时，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那也就罢了。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顺便说一下，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将枕头掀开，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
五块钱啊！一毛钱一张的菜票，有五十张之多。
当时的情况，所有人都愣在宿舍里，每个人的目光都像箭一般地刺向了那捆菜票，准确而深刻。一两分钟之后，大家又哗地散开，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掏扯口袋，检查自己的菜票夹，拿出来，沾着唾沫星，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一遍，不能确信，回过头再数。这一切，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丝毫也没有回避他的意思。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悲伤和黑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在我母亲这儿，从那一天开始，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一直持续进行，直到“文*”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被迫结束。援助的情况是这样：每天早晨，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拿花手绢包着，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到第二节课下课后，她走到教室窗口，招手喊邵水通出来，带他到走廊的僻静处，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之后急忙转身，做贼一样回办公室。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之所以立刻就走，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
“文*”开始，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邵水通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头目，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每有批斗会，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些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押解途中，因为绳子勒得太紧，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她喊他的名字：“邵水通……”母亲心里一定认为，她对他是有恩的，别的不讲，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人不能不讲良心。
就在那一刻，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他突如其来地发作了，豹子一样跳起来，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哗地一下子，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淌了满脸。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更加狂暴，跳着、骂着，用脚尖拼命踢着……
那一顿暴虐的结果，是母亲浑身青紫，腰部软组织挫伤，肩胛骨骨裂，头皮被撕裂一块，至今还留着一个不规则的疤痕。
母亲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说：“邵水通当年是做了坏事，他现在忏悔了，他来看我，说明他真心觉得对不起我。”
“你确信？他对你道歉了吗？”我追问。
老太太“哦”了一声：“那倒没有。道什么歉啊，我不在乎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