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在微信里看到老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握着手机愣了很久。
悲伤无以言表，但第一波悲伤的潮水过后，我又被后悔折腾得坐立不安。回想今年一月去北京图书订货会，照例顺道走访翻译界的老友新朋，于公于私，我和几个同事都把傅先生排在名单的第一位。
那天，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备好了饭，我却因为临时多出一件推不掉的公事，犹豫再三，到底没去成。
去拜访他的是我的同事冯涛和两个新入行的编辑。后来问起，两名新编辑都描述得眉飞色舞：已经有了韭菜馅和白菜馅的饺子，傅先生还怕不够吃，嘱咐女儿叫来比萨外卖，配上啤酒，中西合璧，宛若傅先生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结构——子孙满堂，但留在北京的不多。
两名新编辑的兴奋在我的意料之中，稍稍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告诉我，傅先生的精神好着呢，向我问好，约我们天气暖和些再去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些不放心，悄悄问跟傅先生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冯涛：“老爷子的哮喘病可有缓解？”他说：“这回是真的不错，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回见到时都要好，我们整整聊了一下午还意犹未尽。”
有这一句话，我马上开始憧憬今年秋天再去四根柏胡同做客的画面。有一屋子的笑声和阳光——这画面是多么完整、多么立体，直到那天早上。
傅先生喜欢引用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话，把人生比作打牌。“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那是别人给你的，但如何把牌打好，你是有自己那份权力的。”
自己这手牌原来是什么样的，这一辈子打得好不好，老爷子心里就跟明镜似的。无论如何，他不纠结，不患得患失，谁跟他聊起往事，他都说得豁達、磊落，不压低，也不拔高。
说实话，每次看望他或者想起他，对我们这些编辑的意义都十分大。在这一行浸淫日久，我们难免时时为老翻译家们坎坷、辛劳的生涯唏嘘——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往往学贯中西、胸怀世界，却没成为时代的宠儿。在这一群人里，傅先生是一抹亮色，他顽强地从混沌、灰暗的底子上跳出来。写到这里，我突然心里一动，打电话问上次去看望他的同事，当时傅先生手边有什么书。“哦，他正在看李怀宇的《家国万里》。”
那一天，老爷子一直在念叨书里讲张充和的一段话，大意是，别人问张：“您这么老了，要是跌倒了怎么办呀？”张说：“跌倒了就唱昆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