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７６年初，我的工作非常繁忙，但客户还是怠慢不得的。党的工作我是能拖就拖，能转就转，但花去的时间还是越来越多。我每天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决策，传达各种各样的消息。我还得挤出时间，负重进行数小时的高强度身体训练。我们不能使用政府综合大楼内的离心机，就是地球科学家们来访时用来延长他们在月球上滞留时间的那种机器——以前我也用过，但这次我不能用，不想咋咋呼呼公开宣布我已经为去地球做好了一切准备。
没有离心机，锻炼效率大打折扣。加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加强锻炼去地球走一遭，所以枯燥到极点。但据迈克分析，将来也许需要某些能为党辩护的人前往地球，这种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三十。
我看不出自己哪里像一位大使，没有文化，更不懂外交辞令。很明显，在众多党内成员中，教授是，或者说很可能是——首选人物。可是教授年纪大了，也许不能活着到达地球。迈克告诉我们，像教授这种年纪、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能活着到达地球的几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可教授却高高兴兴地每天坚持接受高强度体能训练，努力争取他那小得可怜的机会。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只好负重、锻炼，随时准备在他那年迈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接过他的工作。怀娥也在做同样的训练，借口是我也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成行。实际上，她觉得这么做是跟我同甘共苦。怀娥做事总是这样，用高尚代替逻辑。
除了公司事务、党的公务以及体能锻炼外，我还得干农活。尽管来了两个好小伙子弗兰克和阿里，但却有三个儿子成家独自过活了。接着，格列格也去了“月球之家”公司，担任另一个弹射器工程的钻井工头。
格列格做工头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一直为雇用施工人员绞尽脑汁。尽管大多数工作可以由非党内人员完成，但一些关键地点必须要既能干而且政治上又靠得住的党内人员把关。格列格原先并不想去，因为农场需要他，而他也不愿离开大伙儿。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所以我又多了份兼职的差使——伺候农场上的猪和鸡。汉斯是农场的一把好手，扛的货物、干的农活足可以抵上两个人。大爷退休后一直为格列格管理农场，汉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这个新角色。本来农场应该由我接管，因为我更年长。但汉斯干农活比我更出色，也更适合这个职位，我一直希望他有一天能接格列格的班。所以我总是赞成他的意见，支持他。只要有可能就去农场搭把手。忙得连挠痒痒的时间都没有了。
二月下旬，我从新利恩、第谷下、丘吉尔长途旅行归来。横跨西努斯·梅迪的新管铁通车了，所以我去了趟新加坡月城。名义上是做生意。我也的确签了几个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紧急服务。以前这种服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从恩斯维尔到贝鲁迪的公车只有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半个月内通车。
生意不过是政治的幌子而已。我们和新加坡方面的联系一直很少。怀娥靠电话联系也做得不错。她支部内的二号人物克莱顿同志是她过去的一位老同志，怀娥对他的评价很高，而且他在阿尔瓦雷斯的斑马文档中没有记录。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的组织政策，告诫他提防内部的烂苹果，鼓励他去新加坡月城建立支部。怀娥还告诫他不要接触过去的旧组织，仅仅保留过去组织的成员身份就行了。
但电话到底不是面谈。新加坡本来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据点：政府对它的控制不是那么严密，因为该地区的公共设施不在政府综合大楼控制之下。由于在此之前两地未通管铁，当地产品许多没有送上弹射舱，所以它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小。此外，新加坡的资金力量也更为雄厚，新加坡月城银行发行的纸币比政府券更值钱。
我觉得从法律意义上讲，新加坡月券还不能算是“钱”。政府并不承认它。我几次去地球，买票的时候都得特意兑换政府券。不过我带过去的却都是新加坡券，因为政府券在地球上几乎一文不值，新加坡券在价值上打的折扣却很小。不管算不算钱，新加坡银行发行的纸币一直得到正直的中国银行家们的支持，不会因为政府行为贬值。１００新加坡券相当于３１．１克黄金（旧制金衡盎司），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拿它在当地事务所兑换等值的黄金——他们那里确实储备有黄金，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不用说，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商品：非罐装水、各种等级的钢材、电厂专用的重水，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当然也可以用政府券购买，不过价格会不断上涨。我不是财政理论学家，每次迈克向我解释，我就头大如斗。我只知道我们喜欢接受这种不是钱的钱，而政府券，大家只是勉强接受而已，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憎恶政府。
新加坡早应该成为我们党的战斗据点，但它还不是。于是大家决定让我去那里一次，冒冒险，跟那儿的人面对面交流。一部分人肯定会因此知道我的身份，像我这种只有一条胳膊的人，想乔装打扮一番，让谁都认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不大。风险很大，一旦我出事，危害的不仅是我自己，还会祸及怀娥、姆姆、西迪丽斯以及格列格。可是，革命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到了那里才发现克莱顿同志原来是个年轻的日本人——不算很年轻，不过日本人都这样，一直挺年轻，到一定时候突然就老了。他并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血统，不过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家中的生活也沿袭日本人的传统。他重人情讲义气。我很幸运，因为他欠怀娥很多情。
克莱顿的祖先并不是犯人，他们是在他们政府枪口的威胁下“自愿”上船来到这里的。我没有因此对克莱顿产生任何偏见，他跟那些老囚犯们一样，对监守长官充满了仇恨。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室——相当于月城的酒吧。我们聊了足足两个小时，除了政治话题，什么都聊。他认准可以交我这个朋友，于是把我带回了家。日本人非常热情。我惟一不满的是高及下巴的洗澡水，太烫人了。
到头来，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美容院老板娘的化妆技术和西迪丽斯一样高明。那条社交手臂原本就很逼真，和服又恰好掩盖了它的接缝。
两天之内，我以“博克同志”的身份会见了四个小组，每次都乔装打扮：穿上和服、日式短袜，即使有奸细混在其中，也不会认出我是曼尼尔·奥凯利。我向大家通报了许多重要情况。
几天来，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六年以后，即２０８２年的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