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了避免把乌斯科夫家的家庭秘密张扬出去，已经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有一半仆人已经给打发到戏院和杂技场去了，另一半守在厨房里不准外出。仆人们接到命令：来客一概挡驾。上校太太（也就是婶娘）、她的妹妹、女家庭教师，虽然知道这个秘密，却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他们坐在饭厅里，既不到客厅，也不到大厅去。
这场大风波的祸首，萨沙·乌斯科夫本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早已来了，遵照他的辩护人，心肠极软的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的嘱咐，温顺地坐在大厅里，靠近书房的门口，准备好做一番坦率诚恳的解释。
书房里正在举行家庭会议。他们所谈的是一件很不愉快的、棘手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萨沙·乌斯科夫冒名开了一张期票，在一个银行里办理了贴现，而这张期票三天前已经到期，于是如今他的两个叔叔和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应该付出这张期票的款项来挽救家庭名誉呢，还是应该丢手不管，把这个案子提交司法当局处理？
对事不干己的局外人来说，这类问题是容易解决的，然而对那些亲身遭到这种不幸，也就是必须严肃解决这种问题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就非常难于解决了。那些长辈已经议论很久，可是问题的解决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诸位先生！”上校叔叔说，从他的声调里可以听出他又疲倦又伤心。“诸位先生，谁说家庭名誉是偏见？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只是警告你们不要抱着不正确的见解，指出你们可能犯无法原谅的错误罢了。你们怎么会不懂呢？要知道我说的不是中国话，而是俄国话呀！”
“好朋友，我们懂得的，”伊凡·玛尔科维奇温和地说。
“既然你们说我否定了家庭名誉，那怎么能算是懂了？我再说一遍：对家庭名誉理解得不正确，那才是偏见。理解得不正确！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是骗子，那么包庇他，使他不受惩罚，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违法的，不是正派人应该做的，这不是挽救家庭名誉，而是怯懦地规避公民责任！就拿军队来做个例子吧。……军队荣誉在我们心目中比其他一切荣誉都宝贵，然而我们并不包庇我们的犯罪成员，而是审判他们。那又怎么样？难道军队荣誉因此受到了玷污？刚好相反！”
另一位叔叔是省税务局的一个文官，为人沉默寡言，头脑迟钝，害着风湿病。他要么默默不语，要么只是说：万一打起官司来，乌斯科夫这个姓可就会登到报纸上去了。依他的见解，这个问题一开头就应当捂得严严的，千万不能张扬出去，然而他除了提到报纸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了。
心肠极软的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讲得流畅，温和，声音发颤。他开头说：青春自有它的权利，自有它入迷的东西。
我们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入过迷呢？慢说普通的凡人，就连伟大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也难免入迷，犯错误。比方就拿大作家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谁没有热中于赌博和酗酒而挥霍金钱，谁没有惹得思想端正的人愤慨呢？如果萨沙的入迷已经接近犯罪，那么必须注意：他，萨沙，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在中学读到五年级就被开除了。他年纪很小就父母双亡，所以临到年轻刚懂事的时候，没有受到管教和良好有益的影响。他心浮气躁，容易冲动，没有立定脚跟，要紧的是，人生的幸福跟他无缘。就算他犯了过错，那么无论如何他总应当受到一切有恻隐之心的人的宽容和同情。对他加以惩罚当然是应该的，然而就是不惩罚他，他的良心以及目前他等着亲戚们的判决而经受到的痛苦也已经在惩罚他了。上校举出军队来做比喻是很精采的，这给他的崇高智慧增添了光彩，他呼吁公民的责任感，这说明他灵魂高尚，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每个人身上，公民是跟基督徒紧密结合着的。……“如果我们对待这个犯罪的孩子不是惩罚，而是伸出援助的手，”伊凡·玛尔科维奇热烈地说，“我们就违背了公民的责任吗？”
接着，伊凡·玛尔科维奇讲到家庭名誉。他自己并没有属于乌斯科夫家族的荣幸，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有名的家族从十三世纪就开始传下来了。他也一刻都没有忘记他永远铭记心中而且为他所热爱的姐姐做过这个家族的一个代表的妻子。一句话，他有许多理由认为，这个家族对他来说是亲密的。他不能认可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区区一千五百卢布就害得这个家族的无限珍贵的纹章蒙上阴影。如果他所陈述的种种动机都缺乏说服力，那么最后他，伊凡·玛尔科维奇，请在座的人问一问自己：究竟什么叫犯罪？犯罪是以作恶的意志为基础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嘛。学者们抱着不同的见解。
例如，最新的龙勃罗梭①学派就不承认自由的意志，却把每一种犯罪行为都看做个人的纯粹解剖学特征的产物。
“伊凡·玛尔科维奇！”上校恳求地说，“我们在认真地谈一件重要的事，您却讲什么龙勃罗梭！聪明人，请您想一想，您何必讲这些呢？难道您以为，这些玩艺儿和您的辩才能够解决问题吗？”
萨沙·乌斯科夫本人坐在门外听着。他既不害怕，也不羞愧，更不觉得烦闷，只是觉得疲倦和心灵空虚罢了。他们原谅他也罢，不原谅他也罢，他觉得对他来说完全一样。他所以到这儿来等候判决，准备作出解释，也只是因为心肠极软的伊凡·玛尔科维奇要求他到这儿来罢了。他并不担心他的前途。将来不论到哪儿去，坐在大厅里也好，关在监狱里也好，到西伯利亚去也好，在他都无所谓。
“西伯利亚就西伯利亚，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