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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他甚至“执意”坐牢。
李大钊也是早已有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们是战胜国呀，适之，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五四运动，绝非初中历史书上描写的寥寥几笔那么简单。背后有无数个爱国青年，抛头颅洒热血。我十分后悔，之前去青岛时没有去一趟五四广场。
最后再聊一聊给我会心一击的一些瞬间。
1917年，时局混乱，军阀割据，政权更迭，易白沙忧国忧民，恐救国无门，在陈独秀面前哭着说，“这个国家完了！烂透了！你说的二十年不谈政治，行不通啊！现在只有跟这个烂透的社会拼了，拿命跟他们拼了！”
“以死报国，激劝后人”，其痛心疾首之态，结合弹幕告知易白沙的结局是深感绝望跳湖自杀，我无法不被动容。
虽说胡适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时，仍然坚持学术，避谈政治，一句“国家和北大没我都可以，可是我的杜威导师没有我，他在中国会寸步难行”让很多人都心生反感。
但他最初从美国回到北大当教授演讲所说：
“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弗、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禿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如此想要为中国办一所好大学出力的迫切心情，我有被其追求感染到。
以及在演讲当中，胡适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史诗》里的话，发音不够地道，在场不少人笑话。大佬辜鸿铭还现场秀了一番自己的希腊语以此来羞辱胡适（《荷马史诗》是希腊古诗）。
然而胡适面带微笑，不卑不亢，“我不在乎它的语言、语音、语调，我不在乎它是否是正宗英国人的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惊人的气度，惊人的沉着。
大佬辜鸿铭可不是个坏家伙，他是蔡元培的唯粉，蛮可爱的小老头。
虽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站在陈独秀、蔡元培的对立面，但他从不陷陈独秀、蔡元培于不义。别人拉着他要害陈独秀、蔡元培，他反手就一个拜拜走人——我可不伺候你们这些恶人。北大有难，陈独秀需要他一起前去英国外交使馆谈判，他不拘与陈独秀之间的小节，为了大义当仁不让，并杀了英国外交使者一个下马威。当蔡元培被人恶意解读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其解释、正名。
小老头啊，固执，但心中自有丘壑，非他人可以随意染指。
还有个小老头林琴南也是如此，被奸人蛊惑，写了不少文章诋毁蔡元培和陈独秀。但蔡元培有大人之量，仍然写信过去，邀其为明代刘应秋的作品题词。林琴南感动并惭愧，不再笔伐陈独秀、蔡元培。一句“金钱事小，人格为大”，让人心生敬意。
“走吧，我累了。”是真可怜，也是真悔恨。
蔡元培确实是一名君子，他让我懂得什么是“君子和而不同”。说一个君子的细节，蔡元培在北大和教授开第一次校委会，他迟到了一会儿，先鞠躬问好，而后说明迟到原因，再鞠躬致歉。满满诚意，满满歉意，满满风范，谁还会介意多等了点时间？
北大有辜鸿铭、黄侃等守旧派，也有陈独秀、胡适这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革新派。陈独秀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北大当文科学长，引来辜鸿铭的不满，因陈独秀既无学历又无学术著作。在会上，辜鸿铭将不满直言，陈独秀也不退让——你要是觉得我不行，那我们等下好好切磋切磋。
蔡元培看这俩针锋相对，赶紧止住，先说辜鸿铭这话有点过分，又陈述了一遍他为何请陈独秀来当北大的文科学长。会后，怕陈独秀真去与辜鸿铭切磋，留下陈独秀谈话，“文化是政治的先导。这个文化啊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啊，你知道，人和文化是最复杂的，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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