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情节——
朗西埃在很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表面上讨论的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处死艾玛·包法利。头一次，是我的头脑没跟上眼神，直接把它读成了：艾玛·包法利为什么可以活。第二次，就不是意外，是我眼神没跟上头脑，硬是读成了：艾玛·包法利为什么必须活。
这是因为我内心深处不信有什么能杀死艾玛，包括她自己。毕竟有什么能抵挡这股无差别地把艺术和生活视作同一物的潮流呢？这个想法有点偏执，多少还带点庸俗。心理上想当然地认定，这无非是个手法的问题。技巧上的安排。未来的创作者们只要在类似的桥段里让那些包法利夫人式的人物活，事情就这样成了。福楼拜似乎蛮陶醉这种描述。他常常讲艾玛在日常情境里如何如何分神、进而迷醉在感觉以及感觉组成的印象里。这有什么难以模仿的呢？——非常天真的想法。
在滨口《偶然与想象》的第二个故事里，好像就有这么一位人物。
她跟教授的那段对话是富有喜感的。一个在问文字描述时的“感受”：您写这段时在想什么？您为什么要写这段？另一个答非所问：这是结构上的设计。我不记得原话了，不过，这位教授的措辞可算是相当诚实。段落的意图确实是这样，它要把柳德米拉们考虑进来，以为这是一台自动机器。发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读书是用唾液吞食纸张。是吃掉对方而不是受对方摆布。蛮有积极精神的。反过来说，教授又太不诚实了。太不讲究字面义了。头脑太清醒。已经在听清问题前，就把艺术和生活分割成两块了。果真如此，事情就没那么麻烦。连问都不用问，小说摆在那里。全部回答都在书里。可是，我们的女主人公显然不关心她手里端着的那本书，倒是很在意教授心里的那本书。所以，死活要读出来。声音可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跟气息有关，跟生命站同一边。
在坦白后，这段富有喜感的戏顿时失去了魅力，我们的教授说了许多“鼓励人”的怪话，这些话连他自己都没有严格遵循。比方说，我们不妨反问，遵照您的那些怪话，为什么您不按照剧本设定的方向，不按照对方提问的路线，在一开始就谈谈自己的“感受”呢？这也算一种结构上的安排，不是吗？这角色此时就很不讨喜。变得说教味十足。还给了一个正面的特写！
让我比较惊讶的实际是结尾那个突如其来的吻。五年后，我们的现代包法利夫人应该是死了。而且还是“自我了断”——亲手发错了邮件。镜头里的她确实像是死了一样。好巧不巧，昔日的情人还来打击她。表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字编辑跟艺术（或者感受）毫无关系。就在说到始作俑者的遭遇——他那被设计的婚姻生活——那一刻，我们的包法利夫人给了他一个突然的吻。观众不妨仔细欣赏一下此后两三秒被袭击者的表情。那个吻堪称是对艺术和生活等值化浪潮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且还是自发地使用纯粹身体性的举动，连语言都不需要。也许是我们的女主角瞬间领悟到了某种“民主”：人人都可以遭遇了一个与之类似的打击，如果她是对的，如果她无差别地看待生活和艺术的作法是可取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兴奋了。
可是，我们的导演好冷酷。这样一位现代版的包法利夫人最后还是消失在了车站的夜色里——我猜想，街道上可能尽是比夜晚还要黑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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