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师，这个在刀锋上行走的职业，并不太为外人所知。也许有人隐约知道手术中麻醉师的重要性，但是，麻醉师在手术中所面对的“多变风云”，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千钧一发的历程，这是病人及病人家属永远也无法尽知的。
麻药的最高境界是“安全无痛”。最佳的麻醉深度，是保证手术安全的基础。麻醉太浅，病人会抽动、肌紧甚至呕吐；麻醉太深，病人一睡西去，或者醒来却站不起来，瘫了。还有，比经验积累更棘手的：病人对麻药的个体差异，及夹杂的其他疾病。所以，每一台手术，对一个称职的麻醉师来说，都是一场考验；每一个夜晚，麻醉师都在担心推出手术室的病人能否平安过夜，尤其对手术中有麻醉不顺情况出现的病人；而每一个早晨，麻醉师奔向病人的路上，就像在等候宣判。
有一天，做了几十年麻醉室主任、每次都能把病人平安带回来的吉夫医生，遭遇了一场意外。一个高压180mmHg的病人经过控制，血压回到正常后，要做一项手术。吉夫开始麻醉前奏诱导——镇静，肌松。他根据病人的身高及平时体现的心肺功能状态，给予正常剂量用药。然而，麻醉给药还没有5分钟，病人就血压骤降，竟然降得只剩下80mmHg、40mmHg！这样的血压，将马上导致呼吸停止、心脏停搏。“我们立刻供氧，打升压针，提高血压，纠正危象。整个过程十几分钟，确实惊心动魄。”吉夫说。
“我不理解，高血压病人的手术你应该参与过很多场，为什么这个病人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因为血压降得太快、太恐怖了！还没有5分钟啊！而血压由高走低，再回升就比较困难，因为弹性比较差。血压由高往低走，容易发生脑栓塞；由低到高，容易发生脑溢血。所以，抢救时，我们只能小心地让血压逐步上升，不能一下升太高，不然非常危险。”
“你当时是否感觉已经拉不回他了？”
吉夫笑了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之后，这个病人知道医生们为他做的惊心动魄的抢救吗？”
“不，不会。病人和家属永远也不会知道。”
“就这样永远地沉默而过？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吗？”
“也不是吧。没必要让病人紧张、多想。何况现在医疗环境也不好。”
“如果那个病人真的因此死亡，由于用药量正常，你们是不是没有责任？”
“不，有的。我们的教训是，这样的病人，心脏代偿能力差，用药量可以比正常剂量再低一点。不要听他说自己能爬山、能爬多少层楼梯、什么都正常之类的。”
手术若是一艘船，麻醉师就是舵手。作为舵手，不仅要善于应对瞬息而来的惊涛骇浪，更要防患于未然。业内人士都知道生死一线的危情迫人。正是这样，麻醉师一定要一直监护到他的病人在手术后“初醒”，必须把他送出去的病人带回来。而仅仅“初醒”还不够，他的牵挂一定会持续到术后次日看望过病人。麻醉师一天至少一个病人，有时甚至一天兩三台手术。所以，从业46年的麻醉师吉夫，睡觉时心都是悬着的。
这样的情形，日复一日，麻醉师需要特别镇定、坚韧的神经。到最后，麻醉师往往是肝病、高血压缠身。职业病为这个高危岗位做出了简单的注释。
2009年退休的吉夫，现在也是高血压患者，之前他先遭遇了胃癌袭击。那个几乎等于死刑宣判的报告到来时，他正在手术台边。
那是个胆囊大手术的女病人。他的麻醉方案正在实施。这个时候，他已经胃胀难受了一个多月，什么都吃不下，人暴瘦了十几斤。书记勒令他去做检查。那天，手术麻醉平稳后，他让其他麻醉师盯着，自己去做检查。切片活检，前后半小时。晴天霹雳，他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他把报告放进口袋，回到了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被敲响了。医院的负责人冲了进来：“你给我出来！马上出来！”
知道检查结果的书记火急火燎。吉夫觉得这样的领导很温暖，但是，当时他没有理睬。“这是我的麻醉方案，我不能让别人插手。我必须做完。”
手术完毕，病人按时醒来。医生按照唤醒程序，叫她的名字，检查她的喉反射、眼睛反应、抬手反应。他确认把他的病人带回来了。这个时候，书记在手术室外已焦急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吉夫自己面临大手术时，他没有到外地挑选麻醉师，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同事。手术中，他的血压忽然掉到70mmHg。“平时那么好，突然掉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的同事禁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辜负这位优秀的资深麻醉师，他们把他安全地带了回来。就像他把处在生命转折点的那个女病人安全带回来一样。
“接到报告单，你真不害怕吗？”
“害怕，心慌，”吉夫说，“可是，手术才做了一半。我想，反正就这样了，我不能让麻醉出问题。”
吉夫胃部手术后一个多月就上班了，那是1992年。他一直工作到2009年。现在，这位被医院留用10年的医生，终于退休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