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班上的美国同学喬邀请我去家里共度。
那顿感恩节晚餐我们吃了3个小时。席间，乔的父亲一直在和我们讨论音乐、政治、理想。聊到动情处，乔的父亲将乔的头揽过去，在他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他也会和我一起谈论音乐和政治，甚至理想，但他永远不会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我想，在他和我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他也在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听说老何最近查出胆结石，要去做手术；听说老何的一个熟人向老何借了一笔钱，然后再无声息；听说老何有高血压，他坚持将进口药改为国产药，但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各自的战斗。
晚上，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谢你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最终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老何说，“对了，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元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咽。
我知道乔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给他经济供给，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维持生计。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六
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
在我的再三邀请和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赴美探亲的路。
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一次，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
“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
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正出神，女儿步履蹒跚地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老何迅速卸下刀片，把刀架放在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老何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會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国外的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老何越来越多地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人也仿佛消瘦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
“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回国后不久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七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我不断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的论坛也请我去做演讲嘉宾。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让他们到现场听一场我在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我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咏叹调般激昂的手势等。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我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待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和肢体的亲密。八
花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
我搂着母亲颤抖的肩膀，想努力理出一个头绪，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和大部分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伤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