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晒稻谷与清理稻叶，是烈日同我的合作，也是烈日与我的对垒。谷粒可以在我手下翻身，我的两张脸，却难逃被日头一次又一次煎炸得外焦里嫩的命运。没有三四个饱足的晴日，颗粒归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晚上把稻谷请进屋躲雨，第二天早上再送出去让它们吸食阳光。在十多岁的我手上，一亩田至少有上万斤的重量。
只有我一个人在晒楼的时候，奶奶会将半杯啤酒递到我跟前，然后接过我手上的谷耙，接过我的活。玻璃杯里的泡沫缓缓下沉、消失，与之对应的，是笑容在奶奶脸上缓缓升起、定格。恰到好处的是，一阵风贴着脖子从脑后掠过，奶奶的目光从我的眼眶洒进心间，宛如明月。回想起来，那是农忙时节里仅有的可以感知美好的时光，是从炎炎夏日坚硬躯壳里剥离出来的清凉，是长夜至暗处亮起的一点灯影，是对已经厌倦的世界仅存的一丝好感。
比啤酒更能补充能量的是奶奶盛在杯里的一句话：“你不怕苦，苦就会怕你。”
这句话在我后来的人生经验里并没有完全得到印证，所幸余生还长，我愿意借用它的全部，作为奶奶的论据。
奶奶不是佛，但我早已是她的信徒。7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委培”中专。老师们觉得能长成“半残品”于我已是撞了“天昏”，这让很要面子的父亲觉得很没有面子。我的录取通知书被他草纸一样扔进了猪圈。当“草纸”停落在一个粪团旁，他的声音划伤了我的耳朵：“一头猪。”
圈里明明关着两头猪呀。等我明白过来那两头和另一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时，大概也明白了，那其实差不多也是一回事。让两头和一头最终得以区分的是奶奶云淡风轻的一句话：“你是在骂他，还是骂自个儿？”
“哪个喊他不争气？一头猪吆到北京去了，回来还是一头猪！”父亲和奶奶说话，语调很少那样高。
“就算真是一头猪，膘也有厚有薄。”
奶奶点到了父亲的穴位。他怔在那里，不再开腔。
奶奶从猪圈里捡起那张纸，捡起了我的人生。8
奶奶麾下的“公家人”多，常有人登门造访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人多是有事相托。倘是借钱借粮、讲理劝架之类，奶奶通常不会让人失望，若事情不是当下她能应承的，她也一定会好言好语求得谅解。待人家断了念想，抱憾离开，她却在脑子里忙不迭地翻开花名册，在她的子孙里来一个“沙场点兵”。
奶奶因此被“加官晋爵”。第一次被叫“刘局长”时，奶奶以为我在叫别人，但她很快反应过来。后来再这么叫她，她居然也不怎么反对。一些人吃着公粮不正经办事，我比他们当得还伸抖（四川方言，清楚的意思）些。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没有问过奶奶。
别看老人家慈眉善目，一旦脸上变了颜色，那可是让人一小壶喝不下来的。一次，六叔六婶不知何故闹起口角，情急之下，六叔竟要借拳头讲理。“梆、梆、梆”，几声闷响过后，六叔的手总算放了下来，而奶奶手上的拐杖，仍然对他的后背虎视眈眈。六婶作为奶奶的“生活秘书”，在后来的日子里，对奶奶的照顾无可挑剔。
七十岁前，对于自己的子孙，老人家热衷于耳提面命，恩威并施;年过古稀之后，对于一应家庭事务，奶奶几乎都睁只眼闭只眼，谁要找她拿主意，管你是实是虚，她一概打太极。
民国时期，老家遍地鸦片，都说权力比鸦片还容易上瘾。“你咋就没成‘瘾君子’呢？”我问奶奶。
奶奶说：“但凡成了瘾的，都不是君子。”9
“你们对我这样好，我死都值得了。”“你们对我这样好，我死太不值得了。”这两句都是奶奶经常说的话。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上会突然有一只鸟飞过，你也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會冒出这样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时候都是从她被窝里冒出来的。我们孙子辈，即使已年过四十，也还是喜欢钻进奶奶的被窝。如果她睡着了，就和她顺着她的梦入梦;如果她没有睡着，就来一番东拉西扯。这个时候的奶奶不是奶奶，可以叫她首长、老刘、炳芬同志，或者刘大局长。我们负责没心没肺，她负责眉开眼笑。
只有想起死亡的时候，奶奶的眼眶里才会涌起忧伤。
奶奶说：“我在观世音面前许过愿，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
奶奶说：“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奶奶渴望长生，可她早看透了死亡。10
没有一条路没有尽头。
2018年2月27日12时16分，奶奶用永远的沉默留下遗言，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
活着不打扰别人，就是对于自己的永远离去，奶奶也提前打了招呼：“谁也别说。”奶奶走后，家里没设灵堂，家人没贴讣告，但是前来送行的依然不下三四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