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当称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谓今制督扰，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州虽领郡，而《汉志》仍以郡国为主，不以刺史列于其间。此比不甚亲切，今制惟江苏一部院，有两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则阚氏《十三州志》，自有专书，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此当称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宾主间耳。其稍尊者，不过王臣列于诸侯之上例耳。自后台权渐重，三司奉行台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计典奏销，宾兴祭祀，皆布政使专主，故为统部长官，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我朝百余年来，职掌制度，逐渐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分治钱谷刑名，同为部院属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一切大政大典，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历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统部之当称使司，与改称部院，乃转无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习：便而称直省，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律令典例，诏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称；惟《一统志》尚沿旧例，称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
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后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木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辩，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于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千古盖未之闻也。
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于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臭，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附录]郑小谷文集《监司统部辨》（据刘氏《识语》引）
黄帝画天下为九州，至禹而名天下以九州，虽时有变更，皆此地也，周末之天下乃以国计，秦初之天下乃以郡计，其后郡大而州小，郡同而国异。
然汉时仍分为十三州，统以十三部。唐之疆域等于汉，改十三部为十五道，其监司则曰观察使，或曰廉访使，又曰节度使。宋之疆字小于唐，又改十五道为九路，其监司曰转运使，或曰提刑使，又曰盐运使。曰道曰路，无分九州名目；为军为府，犹领九州疆界也。至元而以京朝内官监司外台，曰某地中书行省，而秦汉所谓州郡者无所系；明因之改称布政使司，而汉、宋所谓道、路者益无归。于是称统部者穷于词，而举监官曰某省曰某司，名之不正，无怪乎词之不文矣。顾元人不曰省而曰行省，明非朝中之省也。明人不曰司而曰使司，明非朝官之司山。而当时第白省，不曰司，盖直以元人之省当唐朱之道、路，而替汉人之部矣。明时修《一统志》，称各省为各布政使司，国初修《一统志》，亦称各省为布政使司，非不知巡抚之职已领方伯之权也，顾其名虽疆吏，其官本京衔，侍郎称部，兼御史称院，亦如布政之称使司耳。
章实斋谓本可称十八省使司，当称十八省部院。且云其自作古文，于某省必曰某部院，省文则曰某部，诸院必曰诸部院，省文或曰诸部，此则妄以为从时而误之甚者。今之巡抚，犹明之巡按，汉之刺史；而其权则隋之总管，唐之节度也。使汉人作文，于总部不曰某州而曰某牧，唐人作文，于统部不曰诸道而曰诸使，尚得谓之文乎？昔人谓作文者，地名官名宜从时，其说是也。然穷则变，变则通，言亦不能不中节。以不可通之词，施于不可解之处，则无论摩古、从时，皆非也。夫唐虞以来之制，至秦而大变；汉唐以来之制，至元而尽变。如一国号也，唐、虞、夏、商、周、秦、汉、唐、宋皆地也，而元以后，则私撰矣。一王号也，汝南、淮南、东平、北平、汝阳、汾阳亦地也，而元以后，则别制矣。称州称部，变而称道称路，再变而称省称司，亦其势之不得不然者也。
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夭子自治，则受法于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
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
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征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囚方，则入而正于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于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于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邪。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梼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于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于《春秋》之义也！今衷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祗承所自云尔。
和州志官师表序例《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凡数及其见在空阙者”。
盖赞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后，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纲纪，而御史指数其人以赞之，则百工叙而庶绩熙也。后代官仪之篇，考选之格，《汉官仪》、《唐六典》、《梁选簿》、《隋官序录》。代有成书，而官职姓名，浩繁莫纪；则是有太宰之纲纪，而无御史之数从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犹存古意，其篇首叙官，则太宰六典之遗也；其后表职官姓氏，则御史数从政之遗也。范、陈而后，斯风渺矣。至于《唐书》、《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无暇旁及卿尹诸官，非惟史臣思虑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势亦难概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