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里，倾城倾国的佳人海伦不守妇道，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回特洛伊去了。夫家这边勃然大怒，唤来远近乡邻，坐船到帕里斯家门口去堵，喊打喊杀，不唤出奸夫淫妇来，决不罢休。此事若放在今日报纸的社会版，不过是篇《美妻子红杏出墙，大伯子怒讨公道》;上了电视新闻，也就是被老阿姨们边打毛衣边啧啧摇头，评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但当在故事背景里，加上了希腊人十万精锐、斯开亚门前十年守候，这故事顿显厚重，就能拿来做《伊利亚特》的主干，配得上欧洲文学百代之基的评价了。
中国戏曲，很早就明白了这点。有名的《失空斩》里，诸葛亮于西城前摆空城计，你直望过去，只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一城上一城下，咿咿呀呀。对不明真相者，你说这是两个乡村老头隔街骂话争牛粪呢，他可能也就信了。可是懂行的指点说，司马懿身后站着打旗的四人：这可是十五万雄兵。豁然之间，这场景就庄严肃穆起来。
莎士比亞和大仲马的聪明之处：他们明明在讲一些凡人的感情故事，用了许多平民的逻辑，但因为挂上了王族、英雄、宰相、爵爷们的名字，遂让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比如，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在莎翁笔下俨然一对恩爱缠绵的男女，但因为在他们的爱情里赌上了罗马的权柄、欧洲的未来，忽然间就浪漫到昏天黑地。
金圣叹批评《三国演义》，说若干处行军打仗犹如儿戏。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演义类小说的共同技巧：总爱把朝廷大事想象成日常家居一般，左右不过是一个软耳根子皇帝、一个吹枕头风的宠妃、一个奸佞老国丈、一群贤臣。朝廷大事，就这么过家家似的做了决定。
凡演义类书籍，若非“交马十来合，一将拨马便走，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便是“正追赶间，一声炮响，伏兵齐出，两路夹攻”。皇帝下令，必是会集百官，出个什么主意，有忠臣死谏，昏君不听，喝问刀斧手何在，拖出斩首，如此云云。古代天子怎么秉政，军队如何调动，宰相、御史的正经职务是什么，虚构作品里很少真正论及。反正一张嘴说出个庞大数量级，让人头晕目眩。曹操对周郎他老婆有兴趣，最多是个冯梦龙的市民艳情小说选题;但如果说曹公乃大汉丞相，麾下有八十三万大军，还在漳河搭了铜雀台预备迎二乔，这故事忽然就非罗贯中不能写了。
所以，天才的史诗或史剧作者，有这么个取巧法：他们从来不负责普及历史，只是把一个个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到的，有关爱、恨、贪婪、恐惧、愤怒、悲伤的故事，安排合适的演出，然后施之以宏大背景，就自然能动人心魄。一场弟媳讨回战加了十万人、特洛伊城，就能成为《伊利亚特》。一个傻瓜自己跑步、打橄榄球、打乒乓球，因为玩笑般地和美国历史各大神话挂钩，于是就成了《阿甘正传》。
所以，王子率万人远征十年，走三万里送给公主一百船玫瑰花，乃是史诗级的爱情;而男孩花一天走三里送一朵玫瑰花给姑娘，大多是初中生玩暗恋。
所以，传奇里的倾国倾城，要胜过白头到老的寻常男女。但如果去掉那些累加的数量级，去掉头衔和璀璨的语言装饰，传奇和日常生活其实都一样，纠缠于一些最单纯直率的感情（爱、恨、贪婪、焦虑、恐慌、欢乐、悲伤与希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