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兴而行”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诗》。他想起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事听上去,像苏轼夜游承天寺的翻转版,“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造门不前而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张?’”,人们总感觉这不像苏轼做的事。
且说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意思是任性放纵。的确,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坐船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一见戴逵。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他是能割舍得下的人。
《世说新语》的另一个故事,也说王徽之很舍得下。他弟弟王献之过世,王徽之就将王献之的琴摔了,是谓“人琴俱亡”。
普通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诸多舍不下的东西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
但许多人未必有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头脑吧?1927年,布鲁玛·蔡格尼克指出,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蔡格尼克效应。
比如苏轼去访张怀民看月亮,这事完成了,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没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觉得有些怪。
所以电视连续剧要告诉你未完待续,评书的章回之間会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情肠,这算是人的普遍心理。
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真是狠得下心。
乐毅离开燕国后,写了著名的书信:“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但他这话其实也是事后的说辞了,毕竟,他也是被燕王的猜忌逼走的。
这种心理,自然也有积极的用途。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们偶尔会先构思好一部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
尼尔·盖曼说他写作的诀窍:“写,写完一个,持续写。”
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别再思前想后,先开始了再说。
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完成”的心理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
先开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