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兴而行”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诗》。他想起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事听上去，像苏轼夜游承天寺的翻转版，“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造门不前而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张？’”，人们总感觉这不像苏轼做的事。
且说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意思是任性放纵。的确，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坐船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一见戴逵。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他是能割舍得下的人。
《世说新语》的另一个故事，也说王徽之很舍得下。他弟弟王献之过世，王徽之就将王献之的琴摔了，是谓“人琴俱亡”。
普通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诸多舍不下的东西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
但许多人未必有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头脑吧？1927年，布鲁玛·蔡格尼克指出，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蔡格尼克效应。
比如苏轼去访张怀民看月亮，这事完成了，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没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觉得有些怪。
所以电视连续剧要告诉你未完待续，评书的章回之間会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情肠，这算是人的普遍心理。
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真是狠得下心。
乐毅离开燕国后，写了著名的书信：“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但他这话其实也是事后的说辞了，毕竟，他也是被燕王的猜忌逼走的。
这种心理，自然也有积极的用途。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们偶尔会先构思好一部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
尼尔·盖曼说他写作的诀窍：“写，写完一个，持续写。”
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别再思前想后，先开始了再说。
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完成”的心理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
先开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