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注意到了吗？在一些时候，人们在处理财务问题时做出非理性的选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你面对的钱数。举个例子，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试验。阿莱对100个人（其中包括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进行了其所设计的虚拟赌局测试：选择A，有100%的机会得到100万元;选择B，有10%的机会得到500万元，89%的机会得到100万元，1%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两个选择中，A的期望值为100万元，B的期望值为139万元（500万元×0.1+100万元×0.89）。139万元大于100万元，如果做选择的人是理性的，他应该选B。但是，100个人中绝大多数选择了A。
这是为什么呢？效用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因为虽然A的期望值小于B，但是A的效用大于B。这种解释真是太敷衍了，类似于一些行为学家对人们怪异行为的解释：当你看到一个人正拿着一桶尿在咕嘟嘟地喝着，行为学家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有这个偏好。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你让人们做选择的时候，若金额变小，假如说100元，那么选择B的人数就会激增。我曾经模仿阿莱的试验做过100元的虚拟赌局，结果超过60%的人选择了B。
为什么随着钱数的增多人们会放弃所谓更大的效用呢？
我猜这是因为，白得100万元，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都足够对一个人的人生造成改变。如果100万元的改变已经足够大，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存在风险的500万元呢？阿莱做这个试验的时候，是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7年，100万美元对普通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亿元人民币。对这么大的数额来说，2亿元和10亿元在人们概念中的差别是不大的，而2亿和0的差别可就十分大了——谁没有体会过没钱的窘境呢。
而赌注金额下降到100块钱，人们就理性多了。一个财务数字能让你倾家荡产，也能让你陡然变富。在面临这种问题时，人类大概很难保持理性。而当处理的数字很小时，理性也会遇到问题。
比如，你很可能多次在乘坐地铁时给乞丐5毛钱硬币，假设你一年做了20次这样的事;现在如果要求你一次性拿出10块钱给一个乞丐，而一年只做一次，你很可能就不肯了。如果把財务问题中遇到大数字时人们的非理性叫作“忽视概率”，那么在小数字中这个“非理*行为”就可以叫作“非利己行为”——从理财这个角度看，把钱无缘无故给别人是愚蠢的。
很明显，对于不同的人，所谓的大数字和小数字的绝对值是不同的。比如一个每年的生活费用需要100万元的家伙，能让他动心的大数字可能是1亿元，而对于一个普通人，700万元就足够让他丧失理智了。当然，关于小钱更是这样——我很久以前相亲的对象曾经因为我去追正在滚动的1毛钱硬币而嫌弃我，而她当时的月收入只有我的一半。
人们的这种因为数字大小而产生的非理性状态，其边界——一次处理多少财务数字能达到最理性状态——很难确认，起码阿莱并没有找到这个边界，所以人们把这种人在面对不同财务数字时产生的非传导性现象称为“阿莱悖论”。
而我在此想到了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问题。巴菲特曾经强调投资应该更加集中。你知道巴菲特有800多亿美元的资产吗？所以多少钱大概都不会让这个老人丧失理智。而普通投资者就不一样了，他们需要分散投资。这种做法除了分散所谓非系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他们在理性范围之内处理财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