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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大驮来了一条巨大的海鱼
电影创作者若不能体会博物学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只从文学或电影创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学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我从写小说到写植物文化丛书，心境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写小说时会被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时哭时笑，脑子从来没有空闲，任何时候都在想情节，写植物书稿时哪怕查拉丁学名翻古籍词源都兴致勃勃。因此可以说，写《兹山鱼谱》最后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这就是我看完电影后没有第一时间写影评的原因，电影没有打动我，没有表达出能够凭一人之力写出一片海域里能够收集到的鱼类品种的博物学家的那种达观来，如果他还是电影里描写的那个模样，那就成不了一个博物学家。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笔下的世界。
师徒对饮
丁若铨写成《兹山鱼谱》，他已经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也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当时名望还高过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里，写了百余部著作，主攻方向是关于国家赋税与财政的《经世遗表》，指导官员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等。从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岁月里，又从天主教徒回归到了儒家学者，他始终在忧国忧民，替主政者谋划经世纬地之策。当初“辛酉教狱”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钟问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归了儒，大哥丁若铨见了天地，证了心志，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三弟丁若镛
诚然《兹山鱼谱》的序言里提到了渔民张昌大，是渔民张昌大引领丁若铨进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张昌大来作为丁若铨的对照，还是浅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归儒家来印证丁若铨发现的自然天地，这样殉教者丁若钟的死，才具有灵魂拷问之声。
师徒互学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韩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我在上一篇给《骗子》的影评《骗中骗，计中计，局中局，贪欲一念成地狱》里写过，《骗子》的导演张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导演，那个李濬益，就是这个拍《兹山鱼谱》的李濬益。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张昌原的首部作品《骗子》里却看不到，这个学生，还差老师很多。
最后还要说，即使是李濬益，即使拍的是博物学家的求道之路，功课恐怕也没有做足。电影里丁若铨初到黑山岛，住在房东家居婶那里，大婶在摘红薯藤。这个时候，红薯应该还没有传入朝鲜。李调元（1734-1803）在《南越笔记》中有记载：“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红薯（番薯）从吕宋岛先传至福建，再慢慢推广到全国，传到朝鲜只会更晚，1801年的黑山岛上，应该还没有红薯种植。
地瓜藤，即红薯藤也
电影演到一半时出现了玉米，玉米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早一些，在明朝中期，《本草纲目》中有收录：“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棕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不过当时的玉米，大抵也不会是电影里的糯玉米那样，排列得这样紧致饱满。
玉米，即玉蜀黍也
200年前的玉米，大抵不会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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