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早晨接到妻子发来的微信，得知我的岳父8日晚上9点在川口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7岁。妻子怕影响我休息，所以拖到次日早晨才报丧。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悲痛依然涌上心头。
岳父经营着一家道路桥梁维修公司，一直没有退休，直到他去世前兩天，还在家中处理公司的事务。去年6月，老人家出现血尿，被诊断为右肾癌伴右肾功能不全，并且有癌细胞转移。他是我见过意志和精神最坚强的人。我见过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是肉身还没大碍，精神意志先垮掉了。回顾这一年来的经历，他没有遭受太大痛苦，就连医生和护士也都惊讶，他癌细胞广泛转移却没有出现癌性疼痛。老人家走得很安详，用“寿终正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寿终，是指得长寿而终。按照中医理论，人得天命、尽其天年，应该有120岁的寿命;但因为后天、人为的伤害和不节制，很少有人能活到120岁，多少要打一些折扣。打9折是108岁，打8折是96岁，打7折是84岁，满一甲子等于打了5折，勉强算是寿，活不到60岁的都不算寿终。所以一般人活到60岁都要庆祝一番，威虎山的百鸡宴就是给座山雕过六十大寿。但真正的长寿，至少要过80岁才算。以中国的古礼，80岁以上寿终正寝的，送礼不用白布，而用红色挽联、红帐子，当作喜丧办。
所谓正寝，就是死在自己家中正屋的炕上或床上，而且死得无痛苦，如同入睡一样。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辈子，正常地死在那里。所以，客死他乡或者死在医院里——死得很痛苦，插满各种管子、打着止痛药，还没死就痛苦地想着安乐死，那都不算正寝。
中国人讲究五福临门，很多杯盘、字画上都有五只蝙蝠组成的吉祥图案，代表五福。据《尚书·洪范》记载，五福包括“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排在首位的是“寿”，排在最末尾的“考终命”就是善终的意思。五福的观念和排序，代表了中国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伦理观。
《黄帝内经》首篇《上古天真论》一上来就讲：“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后来讲到真人“寿敝天地，无有终时”，圣人“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近代学者钱穆的祖父37岁谢世，父亲终年仅41岁。1928年，钱穆的结发妻子和新生儿子也相继死去。其长兄钱挚在为弟媳和侄儿料理后事期间，因劳伤过度，旧病复发而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因这些人生变故，加上钱穆本人早先亦体弱多病，他读书时就颇关注“年寿”之事。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羡放翁长寿;读《钱大昕年谱》，知道钱大昕中年时体质极差，后来转健，因而感悟：“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之后，钱穆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养生之道，起居规律，坚持修炼，强化生存意识，以挣脱命运的“劫数”。最后，他以96岁高龄辞世。
现代社会，人们的“三观”与古人的不同。很多人不在乎活得长不长久，而是在乎活得精不精彩。如果在平淡且长寿和短命且灿烂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或者像樱花一样短暂怒放，迅速凋谢。有些人临死前会后悔，但是很多人至死也不后悔。所谓求仁得仁，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让人不能接受的则是，做的是透支精血燃烧生命的事儿，却同时期望活得长。现在医疗条件好，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是猝死的中年人越来越多，很多人40多岁就走了，连个寿都谈不上，原因就出在生命观和价值观上。
至于善终的问题，涉及生命伦理观。现在很多人鼓噪要通过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借口就是不忍心看到病人临终无药可医、挣扎求存的痛苦。我个人强烈反对安乐死，因为这就像授权银行随时可以销毁呆坏账，不仅不去追究银行放贷的责任，从而改进工作，反而助长渎职、贪腐行为。很多患者的临终痛苦是医疗不当造成的，比如目前美国出现的滥用阿片类止痛药的问题。不反思医疗伦理以及医疗过失、医疗适当的问题，反而直接一举终结生命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大的医源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