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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告诉我，我说的第一句较为完整的话是“看电（deng）影，打仗，倒啊倒。”
电影大师朱塞佩·托纳多雷是幸福的，他可以把他对电影的热爱倾注在这部《天堂电影院》，我们作为观众是幸运的，通过这部《天堂电影院》，我们关于电影的记忆被唤醒，与电影有关的人生被重温，我们的生命体验与艺术大师有了共鸣。 曾几何时，我的电影院离天堂还要近一些，因为它是露天的。 作为农村长大的七零后，露天电影不可能不在我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那个电视还是稀罕物，甚至连电都是奢侈品的年代，树立在村子广场上的那块幕布就代表光明。 它一定是在电影放映前两三个小时就挂上去的，用绳子系在两根电线杆中间，小孩儿们总是最先看到，一溜烟地边往家跑边在路上散播消息，村委会的大喇叭也会提前打广告，信息经过验证确认无误后，晚饭变得不再重要，一家大小匆匆扒拉几口来不及收拾碗筷就出发了——要带上凳子，最好高一点，万一人太多可以在后面踩着看；还要带上一支手电筒，因为假如月光不足或赶上阴天，手电筒就成了能追寻那片光明的唯一光明。 广场上幕布前的人群一定是密集和嘈杂的，说话声、咳嗽声、吐痰声、孩子的哭闹声，以及旱烟的味道总是挥散不去，不止有味道，放映机射向银幕那片发散的光芒里永远雾气缭绕，仿佛里面纠缠着众多被束缚的鬼魂，它们最终屈服于光的强大，幻化成不远处浮动的影像。 看电影一定还会有零食的参与，吃得最多的是两样——钉螺与葵花籽，它们的消耗量相当可观，这你通过第二天脚下泥土中残骸的规模就能看到结论。 除了一般景观，也有特殊景致：记忆中有个街坊老太每次在电影开场就要大声呼唤她孙子的名字，那几声呼唤总能盖过电影内外的所有音响，招来观众们的小声嘀咕和抱怨，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两个结论：一是老人家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电影对她有多少吸引力；二是她的孙子太顽皮了，总需要被他奶奶找。 也怪，银幕之外的东西我印象深刻，至于看过哪些影片，还真没有多少记忆了，盖因为露天电影消失于我上学以前，儿时的大脑存量有限；再者那时的电影多是大人题材，小孩儿看不懂也自然记不住。总之，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电视开始快速进入我和我街坊邻居们的家庭，荧屏替代了银幕。 能说得上来的大概只有《少林寺》和一部戏曲片《龙女》，前者家喻户晓，我印象深可能是由于当时加映过场次，人们讨论的也最多；后者是戏曲加奇幻，服饰和布景颜色突出，角色上天入海，故事虽曲折却易于理解，也可能是女主角长得漂亮（余秋雨的夫人马兰）？反正我是记住了，现在还能想起来一些情节。 另有一些回忆是需要大人帮忙的：我妈说我一看到戏曲电影里出现了大花脸就哭；有次看到个镜头——一个男人跳进了河里，我脱口而出：“这个屌儿掉水里去了！”引来旁边人的一阵大笑，也不知当时放映的是部什么片子，如果是严肃的，我的这句脏话是不是有砸场子破坏气氛之嫌。 与正规电影院不同的是，露天电影有着神奇的背面，那块银幕可能就是片厚一点的普通白布，透光性一定很好，有些人会站到背面去看，但还是孩子居多，尽管视觉效果与前面相差无几，并且那时的电影也没有字幕，但只有在前面人太多的时候我才会偶尔为之，因为只要是跑到银幕后面，总会感到一些别扭，也许与多数人一样我也有少数派的恐惧吧？ 露天电影院所在的位置一直被村里人称为大礼堂门前，我一直认为凡是叫作礼堂的建筑里面都可以放电影的，而我们的电影却一直放映在礼堂门前，更不寻常的是，那个人们口中再熟悉不过的大礼堂我却从未见过，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里，并没在我脑中留下一点印记，倒是有一堵类似楼房侧立面的墙壁是真实存在的，童年的我站在它的下面，体会到一种压迫感，我会仰起头试图阅读上面斑驳的文字：“工农。。。斗争。。。胜利。。。”，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们闪着耀眼的光。 大礼堂的意像后来变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与其他的谜题不同，我内心并不渴望去解开它，我恐惧的是某个确切的答案会带走因时空变幻而生成的那一缕神秘的另人怀念的东西。 关于我的天堂电影院回忆就只剩下这么多。 与电影中的主人公多多不同，我的成长经历并未与电影产生过多的瓜葛，它只是浅浅地参与了我的生活，有时为我提供一点娱乐有时成为我逃向的避难所。即使这样，我还是要由衷地感谢它，那是因为：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有限，在这世间关于你的故事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这个叫作电影的东西给了你体味不同人生，拓宽视野和丰富情感的机会，在一两个小时的短暂长度里，你可以利用你的视觉与听觉享受感官刺激，你可以进入不同的时空和领域探索新知，你可以追寻那些发生过或者还未发生的谜题，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判戏中的是非善恶，你可以与故事里的人物经历大起大落的悲欢，也可以与他们安详地走过四季，你可以与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喜欢一起厌恶，兴奋或低落，平静或恐惧，生老病死，爱恨交织，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陪他们度过漫长的一生。 那时，你也拥有了他们的人生。 你思考，你做梦，你想清醒就清醒，你喜欢沉醉就沉醉，天堂的问题不再让你纠结，因为电影，你知道你爱过，活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