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阿勃拉梅奇·日穆兴是个退伍的哥萨克军官，以往在高加索服役，如今住在自己的农庄上。他过去年轻，健康，强壮，现在却苍老，干瘪，背有点驼，眉毛蓬松，唇髭白得带点绿色了。有一天，那是在炎热的夏季，他从城里回自己的农庄。
他在城里斋戒过，在公证人那里写下遗嘱（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得过一次小中风），如今坐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关于临近的死亡、关于尘世的空虚、关于人间万物的短暂等忧郁而严肃的想法，一路上始终没离开过他。到了普罗瓦里耶车站（顿涅茨克铁路上有这样一个车站），有个胖胖的、中年的金发先生，手中拿着一个旧皮包，走进他的车厢，在他对面坐下。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
“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
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的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象两条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喔，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象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忽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象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象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做“贝琴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贝琴涅格人！”从此“贝琴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做“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前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做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
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忽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