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将一张桌子只画出三条腿，另外一条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向左看。向右看我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无论对于戏剧、音乐或舞蹈，我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不像什么，我的这门课成绩跟数学的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去给他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常常低着头，吃力地提着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因为画不像东西。
上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做“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它们的脚有多少只。如果分开来放，不就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一模一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
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我现在才敢说的对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但在美术课上一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用文字和故事，描绘出一幅幅画面来。这一项，我在班上是拿手的，作文总是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那时候，每到9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当作临时的居所。
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
也偶尔会看见士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土狗，用刺刀剖开狗的胸腔，拿手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小孩子，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多彩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激荡着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很好，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我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地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抹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士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时，被一个路过的少校看见了，他明白那一朵“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在用袖子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
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地跟他进了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间。那时，驻兵是睡在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军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报纸那么大的素描画。画上有光影，是一张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着如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看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事，可是没有别样的事可以形容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叫还要吓人，如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声由远处云端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瞬间，透过一张画，我看见了什么叫美的真谛。
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幅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怕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啰！”我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课我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我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户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那幅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我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去与那张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后的黄昏，我又去了那窗口。斜阳低低地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贴在那张微笑着的脸上。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时的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静的心情，自然而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我落过泪。同一年，为了这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歲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使我生命的许多层面和见识展开了，那本是教育者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