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医师李霞一再呼吁，早期通过药物结合心理舒缓治疗，能够延缓疾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但人们对早期筛查、及时干预的认识远远不足。很多人觉得，还不太严重，就先不用采取措施，或是，反正无法治愈，不如别去诊断，徒增压力。
数据显示，中国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就诊率为14%，中度患者就诊率为25%，重度患者就诊率不足34%。
刘云书是比老伴更早被查出患病的。她去年年底患肺炎住院期间，泡脚时莫名睡着，脚把盆踩翻，第二天却全然不知，护工提醒她，该做个筛查。
那个简易的测试满分30分，20分及格，刘云书得了19分，就这样戴上了轻度的“帽子”。
余金樑则是今年7月才被诊断出的。还是邻居们察觉出异样，提醒刘云书的。比如，熟识的邻居跟他打招呼，他不理。还有一次，他跑到另一栋楼的一楼，开门时发现锁不对，一后退，摔倒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这一查，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中度。
刘云书有些懊恼自己的后知后觉。她开始积极带老余参加“记忆家”活动，支持徐淡墨发起的“高光时刻”项目，不厌其烦地听老余一遍遍介绍自己的光辉事迹。最后的尊严
退休教师丁德人起初不太理解“高光时刻”的含义，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平淡了。
徐淡墨拍过两页她的笔记本——纸上按不同温度、场合，对应写着穿着搭配，如“25℃绿绸裙配白开衫”或是“家居26℃米色绢丝半高领配咖色背心”。
丁德人今年79岁，爱人于前年患血管性痴呆去世。她和老伴因音乐结缘。
她记得，老伴去世前只穿那两件衣服，所以当她也被检查出认知障碍后，她担心会忘掉自己有哪些漂亮裙子，记不得如何搭配，便先细致地记下。
徐淡墨看到過很多类似的努力。一位航海专业的退休工程师，患病后刻意每日温习以前的专业知识，反复乘坐去单位的公交车，以熟悉路线;还有一位老人总会随身携带一张照片，说那是他的老家，虽然他连老家的地名都记不得了，却依然担心哪一天连这照片里的记忆也忘了……“年轻时，人是被社会价值衡量的;老了以后，没有这种价值，就害怕被忘记。认知症老人比一般老人在更快地丧失社会功能。所以他们心理上多少有一种恐惧和自卑。许多老人在‘偷偷地’努力。我们很希望通过重温‘高光时刻’，告诉他们，哪怕他们很多事情做不好了，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的价值。”徐淡墨说。
丁德人珍视这种自尊，尤其是人生最后能否有自己的选择。她和老伴在10年前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他最后住院的日子里，医生对我们的选择很感动，说很多年轻人都想不通，你们80岁的老人能这么选择真不简单。”
“他是星期二下午3点去世的。他两只眼睛很好，立刻处理，送去给两位盲人，当天就做了手术，然后他的遗体被送去学校处理。仪式定在星期六，很隆重。走得比较近的亲友同事都来了。一个班的学生也来参加，有学生代表发言，把我们称作‘大体老师’（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最后全班学生集体鞠躬。我看到他睡在那里，真的很安详。”
丁德人认为，那是属于她和老伴最后的“高光时刻”。漫长的告别
在众多老人中，余金樑和刘云书的病情算不上严重，但糟糕的是，他们是夫妇俩同时患病。
“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多，但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寿命增长，这一病症的发病率就越高。”谷东雪说。
时光在这个家，走得很慢。台历停留在2018年，那是刘云书确诊之前。客厅里的三面沙发，堆满了各式纸盒、纸箱、塑料袋，都敞着口，以防盖上就不记得里面放了什么。鞋柜里的鞋，很多是一只，因为另一只早已不知去向，“只能等着它自己出来”。
余金樑总是侧躺在沙发上打盹，刘云书走来走去地忙碌，有时走到屋里又忘了要做什么。某件重要的事，她想记下来提醒自己，可是第二天却连记录的纸也找不到了。
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邻居，还有谷东雪，都清楚地意识到，两个老人，只要有一个倒下或病情严重，“最后的平衡”将难以为继。
儿子让刘云书学会拨打120。上个月她尝试叫了一次。那天凌晨3点，她心跳快到难以呼吸，又不好意思叫邻居，就试着打了120。“老余说要陪我去，我说，去了是你陪我，还是我陪你？我自己上的救护车，人生第一次。”
刘云书说，她想等儿子12月回国时商量。她想让老余去养老院接受认知障碍的专业照护，但可能自己也得跟着去，就没了自由。不过，想到那天的经历，她又觉得，若是独居，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刘云书期待，“记忆家”的模式可以帮助她和老伴把“最后的平衡”维持得再久一点。
徐淡墨说，前几年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忙于更具体的养老照护服务，像“宝藏老人计划”这样的项目一直没法完整实施。项目若能成功进行，意味着专业养老服务可以进一步深入早期认知症人群。
9月12日活动的尾声是合唱《甜蜜蜜》。余金樑拿着歌词，始终不懂这是什么，于是反复问刘云书。
刘云书伏在余金樑耳边，把歌词一句句地念了一遍：“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我一时想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