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里，小女孩珊珊在一次饭局中，当着众多大人的面挑剔饭菜的美中不足：“这尾七星斑太大了，两斤上下的正好。”因此招来她外婆的一頓教训：“小孩子吃饭，嘴挑成这样，将来长大嫁不出去。”
中国人对于深谙美食之道的小孩，一直怀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不由自主的骄傲——懂得什么是好吃的，这也是家教的一部分，并且折射出家庭条件的优渥;另一方面，则是诸如嫁不出去之类的烦恼——一个在嘴巴上挑剔的人，在生活的各方面无疑也是挑剔的，对这样的“金枝玉叶”，长辈们当然会担心不已，希望他将来过粗茶淡饭的日子就好。
张爱玲小的时候，算是一个典型的小吃客。“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鸡汤，说‘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张爱玲假装闷头吃饭，实则得意得不行。但大人在褒扬她的同时，也教她“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道理。后来张爱玲于1995年孤独地死于美国的公寓中，邻居们翻出了她的垃圾袋，尽是些大众品牌的牛奶、速泡燕麦片，一小瓶即食波兰小香肠，还有些已变质过期的速冻意大利菜肉饺子。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计较味道，与其童年时代讲究至精至贵比起来，实在显得过于凄凉。而小吃客和小吃客的父母们最担心的也莫过于这样的情形：一朝一夕吃美食，未见得一生一世吃美食。此种极端的境况不见得发生在每一个小吃客身上，但他们此生除了吃，学到的最大本领应是隐忍。
这样的忧虑不仅中国父母有。我认识的一位意大利老先生，是富裕的农场主，有自家酒窖，小时候便尝尽了上品的小牛肉、鹿肉、鹌鹑、肥鹅肝等当时普通人吃不到的好东西。在“二战”人力紧缺时，他家里仍有两个厨子和一个女帮工伺候着，每日变着花样给全家人做好吃的。“二战”末期，他应征入伍，很多亲戚都觉得这个娇贵的孩子“根本吃不惯军队里的玉米粥”，他父亲也担心得要命。可事实证明，一个连的年轻人中，只有他每天吃行军杂粮吃得乐呵呵的。因为在此之前，他父亲教他的是“松露和玉米同是上帝的恩赐”，而一些贫寒家庭的父母则告诉小孩：“你想吃好东西吗，想吃的话就从军去，升官发财才是正道。”抱着不一样的期待去吃，结果自然不一样。后来他因事业辗转于世界各地，每到一地，对味觉都是全新的考验。“那时我想的仍然是父亲的话，所有的食物都是上帝的恩赐，挑剔是比较低的鉴赏阶段。要去适应新的口味，从中发现新的乐趣。”
我和这位老先生坐在一起聊天，他说起现在欧洲的一些父母，特别是巴黎、米兰这些大城市的家长，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进高级餐厅，教他们享用包含鲔鱼和芥末鸭胸的大餐，同时又忧虑着，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们平民化一点，就让他们满地打滚地去吃麦当劳，觉得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但其实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在男孩小时候给他们睡硬板床，他们成年之后自然会习惯睡软床;而对美食来说，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挑剔是比较低的鉴赏阶段”，吃也从来不是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童年时习惯了珍馐美馔，在他们成年后才不会对美食刻意追求，对品位刻意讲究。老先生一口咬定，那些说“我只吃××”或“我从不吃××”的人一定不是真正的贵族。相反，只有那些从幼年的挑食中走出来的人才会成长为友善而不做作的真正美食家，因为他一定更宽容，也更懂得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