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美国时虽然过得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这位教授师从20世纪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
每次录完曲子，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开汽车时放了她的录音，问她，你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
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的音乐，要献给我们这一代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
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刻，她感受到了同辈的支持。莫扎特的曲子
朱晓玫在巴黎的家距离罗浮宫只有10分钟路程，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
朱晓玫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
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这个评价多好。”
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惊，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岁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
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有时候她弹到自己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就说明你无法进步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
朱晓玫的许多同学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的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
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
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音乐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热爱生活，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