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留了几次级的二表哥没考上大学。好在作为职工子女，二表哥被安排进了姨妈所在的一个国营食品厂做机械维修工。
一晃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食品厂倒闭了。二表哥便在大表哥的安排下去一所小学当保安，工资不高，但足以糊口。
这期间，姨父因病去世，姨妈像一只守着旧巢的老鸟，眼看着大表哥、三表哥、四表哥一个个离开小窝成了家。30多岁依然单身的二表哥就成了她的心病——以二表哥这样的条件，要找一个武汉女孩做老婆是不容易的。
二表嫂和她的前夫是云梦农村人，当时带着不到1岁的儿子刘浩，到汉口来给开餐馆的亲戚做帮手。那个亲戚跟姨妈是邻居，后来开餐馆赚了钱在武昌买了新房，老房子就腾出来给二表嫂一家三口住。一直住了七八年，刘浩都上小学了。二表嫂和男人平时忙，刘浩放学了就往姨妈家跑，做作业、吃晚饭，他喊姨妈“奶奶”，喊二表哥“李伯伯”，好得就像一家人。
不幸的是，1998年夏天，二表嫂的前夫在帮餐馆采购青菜的路上，骑着的三轮车钻到了大货车底下，当场人就没了。二表嫂不愿意拖累亲戚，想带着刘浩回乡下娘家。亲戚劝她不要回去，让她尽管放心地住在老房子里——城里好歹比鄉下强，再熬几年儿子就大了。
二表嫂便留在了武汉。她从亲戚的餐馆里出来，自己在巷子口摆了个炸面窝的摊子，旁边是一桶热豆浆，一天能赚上四五十块钱。她那时只盼着刘浩早点长大，考上大学，自己就回乡下老家过日子。
姨妈同情她，帮她接送刘浩上下学;二表哥也同情她，早起上班前都帮她出摊子。
2000年“三八”节，姨妈做媒，二表哥娶了二表嫂，没有大办酒席，只请了他们亲兄妹一起吃了顿饭，我们这些亲戚过了很久才知道。二表嫂说，她不在乎这些形式，只要二表哥对她和孩子好就够了。
这一年，二表哥43岁。二
二表嫂带着刘浩搬到了姨妈家。二表哥夫妇住阁楼，姨妈把卧室让给刘浩，自己则在小厅里支了张床。每晚闻着油烟味睡觉，她还笑呵呵地说：“总算有孙子挨着睡觉了，多享福。”
刘浩从前喊二表哥“伯伯”时，不知道有多亲热，可真成了一家人，亲近还是亲近，倒是很少张口称呼了。
刘浩小升初时，二表哥对二表嫂说，想花些钱把孩子的户口转到武汉来，免得上初中还得交借读费。那时子女的户口大多是随母亲的，也就是说，要转就得转两个人的，得花好几万块钱。
二表嫂不同意，她知道那几万块钱就是二表哥的半条命。她一直鼓励刘浩好好念书，听说考上大学就能转成城市户口了。不过，二表哥执意要转。
户口落定后，二表嫂想让刘浩改姓李，她认为这是对二表哥最好的回报。二表哥不同意，他说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人总是有私心的。姨妈总想让二表嫂再生一个孩子，无论男女，总归是二表哥亲生的。老人家无数次明示、暗示，二表嫂就是不表态。拖了三五年，眼看刘浩上了高中快要考大学了，二表嫂还是没应允，姨妈心里就对儿媳妇有了隔阂，认为她跟自己的儿子不是一条心，又觉得自己的儿子太老实。
无论姨妈怎么说二表嫂的不是，二表嫂都不生气。姨妈前脚唠叨不停，她后脚就喊“妈”。只有二表哥总是沉默，好像这事与他无关。
刘浩天资不算聪颖，但好在读书特别用功，武汉伢会玩的娱乐项目他一个都不会。饶是如此，他的成绩也始终处在班级的中游，几乎全无拔尖的时候。
刘浩高二那年，下晚自习回家，在巷子口被一辆小车撞倒在地。待二表哥两口子闻讯赶过去时，肇事车辆已逃之夭夭。二表哥站在路边拦车，路过的出租车一看血淋淋的现场，都不敢停留，旁边有人提醒打120，二表哥说等不及了。当下一辆的士驶过来时，二表哥在路边“咚”的一下就跪在地上了：“师傅，帮个忙，救救我儿子，再不去医院，他这腿就废了……”
司机是个好人，不但停了下来，还帮忙把刘浩抬上车。手术后，刘浩的腿保住了，但是由于天黑，巷子口路灯昏暗又没有监控，想要找到肇事车是不可能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只能自己掏。
那段日子，二表嫂总是暗自落泪，觉得拖累了二表哥。“特别是那一跪，伤了他多少男人的元气。”然而除了事发当晚，二表嫂再也没在二表哥脸上看见着急的样子。刘浩在医院里洗澡、上卫生间，都是二表哥一手操持。
刘浩因此耽误了一个月的课，回到学校以后学习更加拼命了。临近高考的那一两个月，他简直成了一部学习机器。高考结束填录取志愿的时候，他填的都是武汉的大学。
最后，刘浩考取的是武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所有老师都说，以刘浩平时的成绩看，他简直是黑马中的黑马。录取通知书送达时，刘浩还在老巷子口帮他妈炸面窝，他拿着通知书飞一般地跑回家，他的奶奶已经望眼欲穿了。二表哥下班回家，姨妈颤颤巍巍地把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二表哥“笑得至少有5分钟合不上嘴”。
吃晚饭时，刘浩突然提出，自己要改姓李。他毕恭毕敬地放下碗筷，起身对二表哥说：“爸，我觉得只有等我考上大学了，我才有资格跟您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