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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们总是根据创作者的经历来审视他的作品，因此韩寒不可能理解吴仁耀。现在还有人相信作者是作者，作品是作品吗？在这个信息畅通如闪电的时代，还有人能够抛开作者看虚构作品吗？ 班宇，作家 如果由于韩寒的个人经历而去指责他不能理解吴仁耀，那我们又打算怎么理解呢？以一个海岛青年的身份，一位摩托车手，一个陷入爱恋的少年，还是类似的不完整的家庭关系？这些切入的想象角度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拒绝被代言，拒绝被同情，拒绝被感激，拒绝被他人讲述——仿佛由此可以构建出来一个全新的、神秘的、超越性的自我，这是极度的自大与荒诞，脏手指乐队有句歌词，“做自己是最没用的努力”，韩炳哲也说过类似的，无非另一种强迫症似的“对于自我的生产”——我们不能停止表演的原因在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事实上，拒绝和不信是一种虚弱的保护机制，无论韩寒、脏手指，还是韩炳哲都无法将我们从中营救出来，全凭自己孤军突围？那可能首先得学会如何剔除象征与指示，如何面对虚构的注视，折映的精神向度，廊桥、巨轮和数码物，以及世界时间里的一块块空地。 郭小寒，乐评人 虚构作品，或者是电影肯定是作者的一部分，不表达自我，纯虚构的虚构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成立的。但人和作品都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不是两极分化，非黑即白的。现在的问题是网上太多的非议是“二元论”的，跟信息快慢无关，这个就没法再继续讨论下去。 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丰富的人生的人，必定有更开阔的目光，更敏感的耳朵和心灵。需要，必要，但号召不来，呼吁不来。 还是想引用吴吞的一句话：“世界会在你褪色的眼里慢慢苏醒”。 贾行家，作家 说韩寒可不可能“理解”吴仁耀是一个有关阶层或阶级的问题，说韩寒讲没讲好吴仁耀才是个有关电影的问题，我们现在能谈论的应该只有后者吧？ 那就会有很多种谈法。在某些谈论电影的方式里，人物完全可以不是现实中的人物，不按现实的逻辑行动。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把电影、小说当成被告，先给它一个判决结果，再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虽然这有一点点的权力感，但是太不快乐了。 我看不懂艺术品，我又对商业片知道多少呢？某种程度上，拍好一部商业片是更困难的事。 韩寒既是导演，又是编剧，这部电影的成败都完全属于他，这是推卸不得的，同时，也说明很多问题与我们观众无关。我们和这部电影只有一张票的缘分，我们只说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即可，不需要审核作者及作品的政治成分。 我发现画廊和艺评人私下谈论一件艺术品时，并不动用吓唬我们外行的理论和名词。评论家说一幅画好，直接说“我喜欢看到它时的感觉”，画家说一幅画好就说“它让我想画画”。 评论网站给这部电影打多少分，其实也和个人的喜欢不喜欢无关，甚至，我也不见得要在心里给它打一个分数，数字化等于异化。 必要的问题是：我看到了什么？我感到了什么？它有没有触动我的地方？ 徐磊，导演 以前我觉得作品和作者是两码事，现在觉得很难分开，你确实没法想象，肯洛奇过着奢靡浮华的生活的话，他怎么拍摄底层故事。 被名利所异化，是创作者的一个诅咒，这也比较公平的，人不可能什么都要。 还好决定一个人认识的，还有出身，那是一个人的底色，生活际遇的变化只能决定一部分。 张悦然，作家 关于韩寒，人们知道的实在太多，这导致他就像是在四面透明墙壁的房间里创作。他的创作无法与他的个人形象分开，这是他现在和未来都要面临的挑战。不过我觉得创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相关的。比如一个人是底层，就只能写底层，一个人是中产，就只能写中产。更多的时候，个人经历在创作中的体现，会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四海》中，有一个情节让我看到了这种转译，或者说，我看到了韩寒是如何使用对他有所触动的生命经验的。 当吴仁耀作为替身，为他的偶像苗浒飞跃珠江时，很难不让人想到始终缠绕在韩寒身上的代笔风波。韩寒用吴仁耀的失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替身是行不通的，假偶像绝对不可能成功。我不清楚这种解读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真偶像”、“假偶像”的问题，是韩寒的个人经历赋予他的主题，而它的确来到了他的笔下。 Q：如果电影的底线是不要赔钱，那电影的较高追求是什么？ 郭小寒，乐评人 影响，影响一些具体的人。连接，连接一些靠物质的手段连接不上的人。 曾经 u2 乐队的主唱 bono 说过，“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因为摇滚乐改变哪怕一个人，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地下丝绒和音速青年这样的乐队当年也都很赔钱，（不是说韩寒的电影有这么伟大），但我们太看重短期收线，投资回报，复制移植，把当项目和产业作。但真正的作品可以带来对人的影响和改变。那才是真正的“钓大鱼”。 春节期间，我去三里屯太古里看电影，整个商场一楼在响彻着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这首歌。乌泱泱的人流，让这一场景非常的“赛博”， 所谓的影响和改变也不一定是非常明确的，也许是无意造成的影响。有一个角度是，韩寒其实通过他的电影促进了独立音乐的发展，或者是传播。比如他的电影搞定了万晓利翻唱女儿情的词曲版权，比如他让万能青年旅店、左小祖咒、痛仰、雷光夏等等一些音乐人的作品有了更广阔的意想不到的受众，他也在《独唱团》时代发现过周云蓬的写作才华等等，《独唱团》作为一本杂志可能只有一期，但那些作者还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贾行家，作家 把不赔钱当成底线，那么较高追求只好是赚大钱了，因为只有这两件事是完全在一个方向上的。 我相信，拍电影应该同时具有其他的底线和其他的较高追求。票房是件叵测的事儿，绝大多数的电影计划都会赔钱，以至于能上映就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儿了。如果只追求不赔钱，那么拍电影和炒股票一样乏味、一样危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