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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的异想世界》是一部儿童视角下的战争电影，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战争背景下的成长电影。饱和度极高的色彩和规整的构图让我一开始以为导演是韦斯安德森，像《月升王国》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孪生。对于从儿童视角和个体创痛角度来处理战争题材的电影，影史上已经有《美丽人生》《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和《苏菲的抉择》等优秀作品。与前述几部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将作为背景的残酷的战争形势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在情节中弱化处理掉了，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不到战争给角色身上打下的鲜明烙印。在《美丽人生》当中，我们看到主角圭多和儿子在集中营玩游戏，我们看得出圭多想刻意呈现的轻松，但我们知道他的心里是绝望的，以旁观者来看，他是歇斯底里的、分裂的。在《苏菲的抉择》中，苏菲作为一个在集中营中被逼着从自己的骨肉中选择一个去送死的母亲，即使她已经逃出来了，她依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带给她的精神折磨，所以她是神经质的、极度脆弱的。在这部电影中，导演似乎刻意地自始至终与儿童保持平视的视角来拍摄与设计，所有残酷的现实被隐去，我们看得到它的衣角——在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乔乔的母亲唯一一次假扮成乔乔的父亲对他失控发怒的时候，在母亲最终在广场上殉道的时候。然而，甫一靠近，导演就又移开镜头，仿佛拒绝对其进行一种深情的凝视或深刻的反思。
电影中以战争中的远离战争中心的德国某城市以及同样处于意识形态的“神经末梢”的乔乔和他的朋友尤克的儿童们来表现在二战中作为“施害者”整体符号的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分化。除了迷茫的儿童，还有终日浑浑噩噩的德国军官、以乔乔母亲为代表的反对纳粹党人的地下党，这些角色和意向，都试图在说明，德意志民族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底层的民众在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历史罪人。在影片的结尾，同盟国的军队一进驻城市，就开始不分好坏地将所有德国人集中起来扫射，这一“施害者”与“受害者”角色的迅速置换和安排也似乎是对上述刻板印象的一个讽刺。与（站在德国普通民众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中对犹太人单薄与苍白的刻画以及轻易安排的和解。电影之中作为犹太人代表的藏在乔乔家里直到战争结束、幸运地存活下来的的犹太女孩艾莎，她在电影中的形象如精灵一般，不断引导着尚未见过任何一个犹太人便对整个犹太民族充满想象中的仇恨的乔乔，使他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成见、猜疑与仇视转化为对一个犹太女孩的了解、信任与爱慕。在影片的结尾，这个犹太女孩在关于战争结果上被乔乔欺骗了一阵之后，转而轻易原谅了他—要知道，她的家人、未婚夫都已经死于纳粹党之手。在电影的结尾，她甚至替代乔乔亡母，像姐姐和母亲一样，与乔乔继续相依生存——他们甚至在大街上马上跳起了舞。
乔乔的成长与他对犹太女孩的互相接纳同步。这个和解来的过于轻易，也过于独特与个体化，让我在观影过程中自始至终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不适。诚然，战争只要一开始，就是人类的灾难，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两个名称，受到煎熬的是一个个战争中的生灵，尤其以乔乔这样的儿童为代表，他的父亲、母亲都被这场战争吞噬，连同他正常的童年。但是，就像他的朋友尤克说的那样：“我好像总是死不了！”这类电影看似可以举重若轻，仿如在老套的战争电影之下开辟了另类呈现形式，实则很容易剑走偏锋，对于导演有着很大的考验。诸如一战、二战等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浩劫，就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提供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资源的同时，也不断考验着人的价值立场。阿多诺曾经振聋发聩地提醒人们—“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永远要站在弱者的角度思考，这个原则不能僭越。反战题材的严肃性和电影的诗学表达之间的张力，决定了这类题材的难度。
作为战争电影，它新颖有噱头（包括对于他想象中的朋友希特勒的设定），但不够深刻。作为成长电影，它又仿佛浪费无法将战争背景下的儿童成长和普通的儿童成长鲜明地区分开来。情节可以进行精巧的设计，但是如果导演的价值导向一旦有一些微妙的偏差，就会使得观众体会到不安。电影结束之后，乔乔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想象，战争会像一场重疾之后的后遗症，在他人生的各个方面留下烙印。仿佛为了给乔乔以及观众一些宽慰，电影的结尾，导演用了里尔克的一句诗送给我们。这句诗再度引起了我对这部电影所持立场的不适，以及回想起阿多诺的警告。原本用作宽慰之语的诗，我也抄录这里作为提醒：
Let everythinghappen to you
Beauty and terror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Rainer Maria Ri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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