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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达到“性伪合”，方法是：“化性起伪”。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化”就是“教化”，“起”就是“发扬”、“兴起”。我们要把恶的部分通过教化来消除，把善的部分发扬起来。 具体如何做？学。所以《荀子》中有《劝学》篇，学什么？学礼。“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我们要通过学礼消除恶的性，通过学礼发扬善之伪。更进一步，如有必要，还要制法度，这就是儒家向法家过渡了。 所以，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就顺理成章了。 韩非子是彻底的性恶论者，他认为天下出了自己，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历史上夫妻相害、父子手足相残的例子很多，这里不再举例。 韩非子认为，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原因，是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而且，荀子认为人性可以改变，所以提出了“化性起伪”、提出了“礼乐”，而韩非子则相反，他说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礼乐仁义那一套不管用。 管用的只有赏罚，也就是“法治”。因为人趋利，那我就告诉你你去做什么，做好了我就赏你；因为人避害，那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你做了就罚你。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法家“顺性因情”的原则。 如今我们制定的法律，很多时候也是假定人性是恶的，因为只有假定人性是恶的，这才有法律存在的必要，如果人性是善的，就都学儒家那一套了。这一做法的源头，在中国可以就追溯到韩非子这里。 以上就是先秦诸子的人性观，限于篇幅和本人自己的知识，只能谈这么多了。 下面简单说一说我自己的人性观： 1、谈人性就应该谈自然性。因为我觉得，谈人的社会性太虚了，那不是人性本来的东西。 2、人性是恶的。人基本上是一有机会就作恶的。比如在“文*”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因为集体无意识，那些红卫兵、那些纳粹党，可有一点的善吗？作为社会属性的善，是靠不住的。也许你会说这些例子都太极端了，可是，很多问题恰恰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出来的。看看红卫兵、纳粹党们，那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这样，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些情况下，人的善哪里去了？真的如孟子说的，环境不一样了，还是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如果说人在这个环境下，人是恶的，在另一个环境下，人又是善的，那么，这恰恰证明了，人是恶的。因为在这个环境下，人有机会作恶，那就肆无忌惮地做吧，在另一环境下，人不能作恶，那就把恶收藏起来，这正是虚伪的表现，是恶的表现。 还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那就是路西法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3、人性是可改的。不可否认，有些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是几乎不作恶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为个人的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与学习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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