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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杀瞒天记》的故事比较简单，其悬疑核心与《犯罪嫌疑人X的献身》相似。但我们不必认为前者抄袭了后者，除时间诡计之外的其他各个方面，它们都是非常不同的。相比之下，《误杀瞒天记》许多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侧面更容易被忽视、被误解，而这些侧面也许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一、知识 主角维杰最突出的特征是“四年级辍学但爱看电影”，这是电影中最富张力的设定之一。维杰的妻子娜蒂妮想让大女儿安玖上一所显然收费高昂的中学，维杰表示那没有用，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自然里、生活中习得。后来安玖想要参加野营活动，维杰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反对的理由，忍痛花了一笔小钱让她去了。正是在野营活动中，安玖遭遇了萨姆的偷拍和纠缠，在一段时间后引发了误杀事件。维杰还有一个知识来源，电影。维杰记住了电影中出现的法律法规、手机用法、破坏手段等等，编织出笼罩住警方的瞒天大谎。 在影片里，关于电影的片段以记忆闪回的方式出现，十分醒目；那些生活中的知识看起来无关紧要而又略显冗长。但只有当二者良好地结合在一起，这场谎言才是可能的。维杰从小舅子那里听到了采石场中有个小湖的消息，包工头告诉他下周一就会铺好新警局的地板，圣人高玛严德讲经的具体信息则是从路边海报上看到的。在理性主义大潮起起落落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在民族的行为传统和个人的行为习惯里，在一个社会不成文的习俗制度里，存在着不同于我们常说的那种形式的知识。有时候人们谈到“常识”的时候就是想要谈论这种知识，但常识还不足以描述它。我们姑且称之为“实践知识”。 维杰无疑是收集实践知识的高手，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沉着冷静的心态、良好的应变调整能力。从电影中获取的知识既是实践知识，又是理性知识。说它是理性知识，因为电影和书本一样给维杰提供外来的、间接的知识；说它是实践知识，因为电影本身并不以传递知识为务，电影中的知识原本就是直接面对行动的、潜移默化的、不言而喻的。维杰的诡计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智商、多么复杂的手法、多么先进的技术，他只是在危急时刻调用了一切用得上的知识，恰好实现了优美的协调。 二、正义 野营活动时，萨姆用手机偷拍了安玖洗澡的视频。一个美好的周六，壕气冲天的萨姆开车来到安玖家附近，妄图借视频威逼侵犯安玖，约定晚间在安玖家后院见面。安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娜蒂妮，一起对抗萨姆，谁知母女二人竟打不过萨姆一人。在挣扎与哀求间，安玖一棍子打晕了萨姆，趁机砸烂手机。谁知萨姆竟没有了呼吸。两人惊慌失措地把萨姆埋进自家院子里计划用来堆肥的土坑，埋人的时候还被年幼的妹妹安努所目睹。爱看电影的维杰第二天一早才从办公室回家——你不会以为维杰家里有电视机吧！手机当然也是没有的，可知萨姆有多壕。维杰听闻事件已经发生，决意保卫自己的家庭。 若仔细想想，会发现观众对维杰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人是维杰杀的吗？不是。可是安排后事的是维杰，被警方怀疑为凶手并直面警方的是维杰，与萨姆的父母沟通和忏悔的也是维杰。更突出的是，贞洁的极端重要性是暴风骤雨般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展现了印度的父权结构，它无疑塑造了强大的、可靠的、理智的父权形象，并且要求不惜一切地去保护这个男性主导的家庭。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一种朴素的、天然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要求我们将真正的凶手假定为萨姆和他的父母。人类道德具有非常古老的起源，也许它与现代智人的诞生密不可分。除了理智地判断善恶所需要的道德理性之外，道德情感也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撕裂与纠葛，在许多悬疑故事里构成了最为突出的悲剧内核：由道德理性产生并逐渐固定下来的社会规则演变成法律，可法律不是完美的，总会有时候它不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情感——只要提供充足的事实，就能直觉地知晓谁善谁恶、谁对谁错——于是引发了冤案、复仇、激情杀人、误害亲友等等情节。本片中，萨姆的母亲是一个冷面无情的检察官，只要不是明晃晃的违法，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直到法律无能为力的事实和愧疚的道德情感最终决定了她的落败。 但是，萨姆罪不至死。一种基本道德判断天然地引导我们认定，能够为萨姆之死承担责任的，肯定是萨姆本人的不良行径和他父母的溺爱。这个判断在电影内外都成立，使得在观众和萨姆父母自己看来，他们追索凶手的努力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恶，为此采取的非法手段更强化了这个印象——既是因为对抗善而成为恶，更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被标志为道德上的犯错者。可是，如果萨姆妈妈是在惩治贪官污吏、清剿司法系统内奸，这种手段也许就会被认为是善了。问题在于，在萨姆妈妈采取这种手段之前，她不可能预先知晓这是为恶或为善，萨姆被人绑架、维杰一直伪装好人的可能也同样成立。这是依情感作出的道德判断固有的缺陷，法律有时显得僵化、冷硬、过于程序化，恰是在弥补这个缺陷。 三、族群 在《精灵之城：德里的一年》一书里，作者达尔林普尔采访到了许多身处夹缝中的人，其中一类是英国殖民者留在印度的后裔。在大英帝国盛期，他们的祖先非富即贵，若即若离地统治着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亦不例外。一些英国殖民者的后裔或主动逃离、或被动驱逐，离开了印度；另一些人则继续生活在这片他们从小长大的土地上，偶尔继承了祖先在行政系统或经济体系中的辉煌，往往在英国有几个不远不近的亲戚。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萨姆（Sam）的妈妈叫米拉（Meera），爸爸叫马赫什（Mahesh），都不是传统、常见的英国或印度名字，暗示了他们的混血血统。萨姆一家大概是混得比较好的，母亲看起来是一个地区的高级检察官，父亲似乎是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萨姆在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用掉了6万卢比，他有手机、电脑、自己的汽车，维杰一家一整年恐怕才用得完这么多钱，连电视机都只有一台，放在维杰办公室。 上等人有上等人的做法，下等人有下等人的智慧。萨姆母亲的直觉和判断推理能力，让她完全把握了维杰制造诡计的整个过程。萨姆父母轻而易举地调动下级警局，即便轻微违法，也是号令一出、莫敢不从，维杰一家被萨姆母亲指挥男女警察们轮番殴打。即便如此，当萨姆母亲决定殴打维杰家最小的女儿，幼小可爱的安努，也不敢再让其他警察看到，只敢让跟维杰有仇的警官高图德实施。只是这个诡计已经完成了，证据被清除得干干净净。随着事件发酵，影响扩大，他们就不得不狼狈逃离，投奔英国的大表哥去了。高图德警官是个欺行霸市、吃拿卡要、中饱私囊的坏蛋，但不是一个愚蠢的坏蛋。他做坏事不留痕迹，在警察系统中混得如鱼得水，一有机会就果断出击，抓住细微的线索盯紧维杰。若非高图德，这个案子恐怕都不会怀疑到维杰身上。高图德警官的上司是一个好警察，我们无从判断他究竟清不清楚高图德的所作所为。可是，脏活累活不还是高图德来干的吗？最后惨遭群众殴打的并撤职的，自然也就是高图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