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您这张嘴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喃喃地说，并笑了起来。
“往下说呀，我的朋友，唉，往下说呀，”卢皮欣接过话说，“您哪，可能会被选做法官，一定会选上的，瞧着吧。当然啰，到时候会有人，比如说陪审官，替您动脑筋的；可不管怎样，总得要说话嘛，哪怕会说出别人的见解也好嘛。说不定省长来了，问道：‘为什么这个法官说话结结巴巴的？’别人会回答说：‘他得了麻痹症。’省长会说：‘给他放放血吧。’在您的地位上这就不体面了，您自己也明白。”
甜蜜蜜的地主放声大笑。
“瞧他那个笑，”卢皮欣刻毒地瞅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的颤悠悠的肚子，继续说道，“他怎么能不笑呢？”他又转身对我说，“他吃得饱，身体好，又没有孩子，也没有把佃户抵押给别人——他还替他们治病呢——他那位夫人又傻头傻脑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稍稍扭过身去，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哈哈地笑着。）我也笑嘛，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私奔了。（他龇了龇牙。）您不知道这件事吧？可不是！她就这样一下跑了，还给留下一封信，信上说：‘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吧；我被爱情迷住了，就跟我的心上人走了……’这个土地测量员之所以得手，就是因为他不剪指甲，又穿紧身裤。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率。我的天哪！我们这些乡巴佬说的就是大实话。不过，咱们还是到一边去吧……咱们干吗老在未来的法官身边站着呢？……”
他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爱说俏皮话，”他在谈话中对我这样说，“您别信这个。我这个人只不过怨气盛，常出声骂人，所以我显得很放肆。说实在的，我干吗要斯斯文文呢？无论什么人的意见我都看得半文不值，我也不求什么；我是恶人，这有什么呢？恶人至少不需要费脑筋。做恶人挺痛快的，您大概不信吧……喏，比如，您就瞧瞧咱们这位东道主吧！他何必这般东跑西跑，时不时地看表、微笑、冒汗、装出正经八百的样子，而让我们饿着肚皮呢？一个达官贵人——有什么稀罕！您瞧，瞧，他又在跑了，还一瘸一拐的，瞧瞧呀。”
卢皮欣尖声地大笑起来。
“只是有一个缺憾，没有太太们在场，”他深深叹口气，接下说，“一个光棍的宴会——不然的话，我们这伙人就热闹了。您瞧，您瞧，”他猛然喊了一声，“科泽利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汉子，留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出过国的……他一贯姗姗来迟。我对您说吧，他是一个很笨的家伙，一个人能抵两匹商人的马。您可能会看到的，他对我们这些人说话可傲气了，但面对我们的太太小姐们的亲热殷勤，他会露出大度的微笑……他有时也说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路到这儿住几天的；他是怎样说俏皮话的呀！简直像钝刀割纤绳。他很不喜欢我……我去向他打个招呼。”
于是卢皮欣就跑去迎接公爵了。
“我的一个冤家对头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跟前说，“您看见那个褐色脸皮，头发硬如鬃毛的胖子了吗？也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贴着墙走路，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家伙。我卖给他一匹值一千卢布的马，他只付我四百卢布，这个不哼不哈的家伙如今倒满有理由瞧不起我了；其实，他非常缺乏理解力，尤其是在早晨，在喝茶之前，或者刚吃过饭之后，如果对他说‘您好’，他就反问：‘什么呀？’……瞧，有个文官来了，”卢皮欣继续说，“一个退职的大文官，破了产的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有一座生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反了……不过您会明白的。啊！那建筑师也来了！是个德国佬，留着小胡子，业务上一窍不通，真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他干吗非得懂行呢？只要有贿赂可拿，替我们的柱子贵族多竖些柱子不就得了！”
卢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蓦然间整个房子里弥漫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那位显贵人物光临了。东道主急急忙忙奔到前厅。跟着他跑去的还有几个忠实的家人和热心的宾客……喧闹的谈话声变成了轻柔欢快的絮语，仿佛春天里的蜜蜂在自己的蜂房里嗡嗡欢鸣。唯有一只喧闹不休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神气活现的雄蜂——科泽利斯基没有降低嗓门……终于蜂王进来了——显贵进来了。一颗颗心都飞过去欢迎他，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就连那个以廉价买下卢皮欣的马的地主也把下巴贴到了胸前。那位显贵威风十足，频频向后晃着脑袋，仿佛在点头致意，他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句话前头都带一个“啊”字，而且是以拖长的鼻音发出的；他带着极其生气的神色瞥了一下科泽利斯基公爵的大胡子，并向那个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了产的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把自己因没有来迟而深感高兴的话说了两遍，然后大家都朝着餐厅走去，要人们走在前头。
有些细节就不必向读者赘述了，比如，如何请这位显贵坐在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之间的那个首席上（这位省贵族长是个带有洒脱而尊严表情的人，跟他那浆得很挺括的胸衣、肥大的坎肩和装着法国烟丝的圆形烟盒相称之极）；主人如何张罗、奔忙、敬客，在经过显贵身边时如何朝他的脊背微笑，如何像小学生似的站在角落里，匆匆地喝点汤或吃块牛肉；仆役头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花的一俄尺半长的鱼，穿着号衣的仆役们如何神情严肃，板着脸把酒端给每个贵族，有时端上马拉加酒，有时端上马德拉酒；几乎所有的贵族，尤其那些上了岁数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的一杯一杯地喝；如何砰砰地打开一瓶瓶香槟，如何举杯为健康祝酒——这一切读者大概都非常熟悉。不过依我看，那位显贵在全场欢快的肃静中讲的一段趣话倒特别值得提一提。有一个人，似乎是那个破产的大文官吧，他对新文学知道得不少，他谈起了妇女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呀，是呀，”那显贵接过话说，“的确如此；对青年人得严加管束才是，要不然他们一见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疯的。”（全体宾客的脸上掠过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露出感激的神色。）“因为青年人很蠢。”（这位显贵可能是为了表示庄重吧，有时就改变一些词的重音。）“就拿我的儿子伊万来说吧，”他继续说，“这傻小子刚到二十岁，有一次就突然对我说：‘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先去服役……”于是他就垂头丧气，哭鼻子……可是我……’就不理那个……”（显贵说“就不理那个”这话时，似乎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肚子说的；他沉默了一下，神气地瞥一下邻座的大文官，而且把眉毛扬得老高，高得出人意料。那文官愉快地把脑袋稍稍向旁边侧了侧，把对着显贵的那只眼睛异常迅速地眨巴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显贵又说了起来，“如今他自个儿给我写信说：‘爸，谢谢你教育！我这傻瓜……’这种事就得这样处理。”不用说，全体宾客完全赞同这位显贵的高见，而且似乎由于获得快乐和教益而兴奋活跃起来了……宴席散后，大家站起身来，带着更大的，但仍然合乎礼貌的，仿佛是这种场合所允许的喧闹声拥向客厅……接着坐下来玩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