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三年；到了第四年，索菲娅因头产就难产死了，而且说来奇怪，我似乎早有预感，她是不可能替我生个女儿或儿子的，不可能给大地添一个新居民的。现在我还记得她殡葬时的情景。那是在春天。我们那教区的教堂不大，又很旧，圣像壁发黑了，墙灰都脱光了，有几处地砖也缺损了；每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正当中，蒙上褪色了的罩单，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了。一个脑后扎着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衰老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痛地读着经文；神甫也是个老头，面相慈善，视力不佳，穿着黄花纹紫色法衣，既做司祭又兼助祭。在敞开着的窗子外边，白桦垂枝上的新鲜嫩叶在摇曳着，簌簌发响；从院子里飘来阵阵草香；蜡烛的红红火焰在欢乐的春光里显得淡然失色；整个教堂里响彻着麻雀的啁啾声。一只飞进来的燕子不时地从圆屋顶下发出响亮的喊声。不多几个农人那淡褐色的脑袋灵活地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了，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跟我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此外，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是个顶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提到我，说我是个腹内空空、没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愿地继续装糊涂：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终于在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是要让我注意到我领地上的一座塌坏了的桥，而这座桥我是根本修不起的。这位宽宏大度的秩序维护者一边用鲟鱼干就酒，一边以长者口吻责备我的疏忽，同时也体谅我的境况，劝我吩咐农人填些粪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烟来，谈起即将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求省贵族长的荣誉头衔，他是一个空谈家，还加上会贪污。再说，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名望。我说了说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得甚至很不客气。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瞧了瞧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唉，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我们可以议论的——咱们算老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气恼地顶他一句，‘我跟奥尔萨巴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从嘴里拔出烟斗，睁大眼睛，扑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后他带着笑出的眼泪说，‘竟开这样的玩笑……啊，你怎么啦？’他在离去之前，一直在嘲讽我，有时还用胳膊捅捅我的腰侧，说话时也改用‘你’来称呼我了。他终于离开了。就差这一下，我心里翻腾开了。我在房间里踱了好几个来回，站在镜子前，久久地望着自己发窘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了摇头。幕布从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镜子中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微不足道、百无一用的人，毫无独特可言的人！”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老实说我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讨厌那些地主老爷，也讨厌去啃书本；那些晃着鬈发、热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体臃肿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们，自从我不再胡诌乱扯、不再夸赞她们以来，她们对我就毫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过日子……我就开始，您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常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似乎很醉心于自轻自贱，故意招来各种无谓的侮辱。斟酒添菜时落下我，接待我时又冷淡又傲慢，到后来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谈话时甚至不让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里对随便一个愚蠢透顶的饶舌鬼唯唯称是，像这样的家伙当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尘土或者我的大衣边都会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让自己去想，我怎样沉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满足……算了吧，孤孤独独的，还谈什么讽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
“这太不像话了，”坎塔格留欣先生在隔壁房间里用刚睡醒的声音叽叽咕咕说，“哪个傻瓜三更半夜还聊大天？”
讲故事者一出溜就钻进了被窝，胆怯地朝外瞧着，用一个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地说，而且像是朝着坎塔格留欣话音来的方向赔礼道歉似的，谦恭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低声对我说：“该让他睡觉，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养精蓄锐，至少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饱口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再说，我要讲的似乎对您都讲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讲故事者猛一下转过身去，把头埋进枕头里。
“至少请您告诉我您贵姓……”我说。
他敏捷地抬起头来。
“不，看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说，“请别问我的姓名，也别去问别人。让我成为您永远不知根知底的人，受命运伤害的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吧。何况我又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人，我不配有独特的名字……要是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管我叫……管我叫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这样的哈姆莱特在每个县里都多的是，不过，您也许没有碰到过其他的哈姆莱特……请原谅。”
他又钻进羽绒被子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天没亮他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