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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哲学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在他的经典论著《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过“美即是生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便在不同时期反映着不同的现实，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影子。
在国内，就有这么一类电影，他们致力于展现中国的过往和当下。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到如今的新生代，不同的时代在电影胶片上留下五彩斑斓的印记。 然而，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开始，对这类影片的批评声就没有断过。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将其称之为“原始情调”，解读为电影作者利用中国地域特征向西方谄媚的工具。 我们固然无法回避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但这终究是属于自由表达的一部分，它所传递的终究是创作者们眼中的世界。由此看来，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电影与创作者的关系是什么？电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每一代电影人，感受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不同的表达形式。第五代导演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开大合，有着强烈的时代厚重感。到第六代导演就变了，他们变得更为个体化，历史则在他们的眼中被消解。 到21世纪，人们对时代的观察已经不再局限于宏大事件，而是在小人物们身上发现时代的细节。口述历史影像就此在国内生根，这种曾经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坊间文学，便渐渐成为投射在大银幕上的电影。它们的出现，消解了这类题材的严肃性，使其以一种亲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 来自四川乐山的艺术家邱炯炯，便长期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大酒楼》《彩排记》《姑奶奶》《萱堂闲话录》《痴》等代表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个体经历。多视点下的故事陈述，既增强了时代的复杂性，也促进了时代与现实的联系。 我们从邱炯炯以往的电影作品当中，大概可以看到不同历史状态下的人物经历，并由此提炼出一种社会的特性。但归根结底，终究还是以个体为核心。 在第7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审团特别奖的电影《椒麻堂会》，是邱炯炯导演近年来的最新作品，也是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时代与个体的关系，在这部电影中更为凸显。 真实的历史，虚无的人生 电影学者张献民曾这样解读邱炯炯的作品：“邱炯炯大致认为他影像中之人物大于他自己，既像古希腊人在戏剧中追溯英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的辈分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邱炯炯是个念旧的人。在他的电影中，那些属于旧时代或保持着旧时代风骨的人物往往呈现出无比鲜活的形象，体现在他所有作品的文本本身对角色的塑造上。 某种程度上，影片《椒麻堂会》与《姑奶奶》有一种特别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纪念平凡的个体在时代境遇中的不平凡经历，这种不平凡的呈现便造成了“大于他自己”的观感。 但邱炯炯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束之高阁，接受后人顶礼膜拜。这些在镜头下拥有不平凡经历的个体，同时又是具体而鲜活的。他们具有生而为人的缺点，不存在光环二字。 躺在床上吸大烟的丘福，以及对着镜头自然而然流露出尖酸刻薄一面的碧浪达夫人，在人物脸谱的勾画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笔触。他们是立体的、丰富的人。 而邱炯炯观察他们的方式，甚至超过了马哲中的“辩证”二字可以概括的领域，更接近多棱镜形状，犹如光线由侧面一点点地进入，向四周漫射开去，渐渐地铺满整个空间。 在邱炯炯的电影中，人物永远都位列第一。即使是在《椒麻堂会》这样时代信息量极大的影片中，个体人物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观看他的电影作品时，甚少见到他对自己镜头下的人物下各种定论，他们甚至不是二元的，而是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多面体。 类似这样的人物构建，往往在小说中更为寻常，在电影作品中并不多见。而这正是邱炯炯的独特之处，因为他完全不依托于既有的文本，便独立地在影像化中完成了对人物的成功构建，这实属难得。 遍寻第五代、第六代，很难找到一个不依托既有小说文本就能成功塑造人物、且兼顾如此庞大的时代信息量的导演，即使是那些根据优秀文本改编的电影，说实话也未必能够做得比《椒麻堂会》更好。 影片《椒麻堂会》时间跨度长，人物林立，叙事手法和角色塑造精妙，通过个体故事带出对宏大历史的讲述，文本层面有着极强的文学性。 邱炯炯是70年代末生人，爷爷是著名的川剧演员。他的《彩排记》曾清晰地描绘了身为川剧名角的祖父邱福近半个世纪的经历。某种角度来说，《椒麻堂会》便是对《彩排记》的延伸，其中的川剧文化也带有家族史的印记。 而另一方面，对上一代的故事，邱炯炯似乎充满迷恋。不管是《大酒楼》还是《萱堂闲话录》，那些口述的历史都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时代要素。显然，《椒麻堂会》是一次对过往的打破重组，他在影片中所勾勒出的那些现实细节，基本都来源于上一辈的口耳传说。 纵然是剧情片，但依然带有口述历史的色彩。影片中的种种细节，给人的感觉都像极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个思潮涌动、无拘无束的年代——常见于地摊上的纪实文学。 影片《椒麻堂会》有着令人惊叹的181分钟片长。但因为对角色的塑造足够丰富，以及庞大的时代信息量的加持，观影过程丝毫不会觉得冗长，反而会令人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于不同时代发生的重要事件，《椒麻堂会》中都有相对的照应，而没有做出任何规避与妥协。与其说它传统，不如说这是导演对过去与现在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尽管影片是以幽默的形式加以呈现，却由此构成对“形而上”的历史观的回应。 影片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便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的虚无。邱炯炯将解构历史作为聚焦个体的一种方式，时间的进程仿佛不存在了，正如电影中说的“新戏从来话旧事”。历史在影片中呈现出折叠与循环的样貌，带有吉尔·德勒兹“先验经验主义”的色彩。 然而，这种观点长期被主流价值体系所打压，哲学文化和电影创作的多样性，也因此受到不小的损害。但这反而驱使邱炯炯的作品走向更为独立的、清新超脱的境界，也决定了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的。 明面上，我们在批判虚无主义的同时，也在批判投机的实用主义，并企图寻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但其实我们知道，一旦将某种文化理念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与之完全相悖的观念大行其道。从《椒麻堂会》看来，邱炯炯对此持有的态度不言而喻。电影中所呈现的那股狂热的状态，正是过往的必然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