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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随着生产者社会进入消费者社会，“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同情的标准”。 “然而，在这种检验所针对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必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他们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 但是，“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其一，他们的镜头以“揭示底层”为理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准了失去普遍性的特殊个体。无论是二舅还是曹贵英，残疾的生理特征使他们天然失去了一定的生存能力。他们理应贫穷，却通过努力获得了看起来超出观众预期的生活水平。这并没有对底层真正面临的制度性压迫加以说明，反而描绘了一幅个人反抗制度的神话。 描述对象的身世越悲惨，就越压缩真正值得关注的广大底层群体，将“身世正常”但陷入底层的个体从“理应同情的群体”中除名，使其失去被关注的正当性。 甚至对于曹贵英死亡的解释，也使用了同她诞生相似的不可抗争的苦难。而现实中同样处于弱势的“底层”的村民们，却以健康完整的体态，化身为了马有铁和曹贵英苦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尽管同样被城市剥夺、被资本剥夺，但却在这种“特殊性”的语境中被割裂成两个群体，“底层”的范围一再缩小，而就连所剩的“底层”的“底层”也被赋予了诗意，或者说，被简化。 理查德·卡布辛斯基解释媒体操持“慈善盛宴”时使用的第二个手段为，“……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这个策略有两个效果：贫困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今后的任务也被局限在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这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错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饼干和奶粉无法解决的。” 镜头下的他们被赋予诗意的思想，尽管物质匮乏却可以拥有爱情和希望。因此，只有面对苦难却努力改变的人才值得同情，那些因苦难而走向犯罪、流于庸俗和斤斤计较的人绝对不值得关注，他们恰恰是一切想象的美好的反面。 然而底层是复杂的，苦难是全方位的。他们可以是电子厂里摇花手的精神小伙，可以是车间里满嘴脏话和荤段子的工人，可以是横穿马路的骑电动车的中年人老人，可以是吃着路边摊的印度人。就像村里的老头老太，能互相背后指指点点，也会在农忙时帮你一把。 在我们只知其然的时候，当然可以拿着自己的一套规则来量化和批判违反这套规则的“底层”，然后将其污名化。我们不探究原因，不去了解农村人际表象之下的现实基础，只是将无论好的坏的归咎为颇具弹性的“人性”。沉浸在某种本质上绝不相同但表象相似的共情当中，感受到自己被主流文化排挤，一如视频中的被村民和城市排挤的马有铁和曹贵英。 但是这种悲悯并无法化为实际的行动，因为任何改革运动的实践当中，必须面对这种人性的复杂，这种质朴同时是精英文化语境下“愚昧”的温床。一旦将马有铁口中，无论真实或虚假的“土地诗意”或“土地哲学”仅仅在精英文化语境当中考察，那么它们的得以存在的系统就被忽视了。 真正代表底层的文化作品并不代表一定要由底层书写，但至少它应该是根植于系统的底层社会环境，是对其问题的普遍性表达，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并不来自创作者，而是来自作品背景的自然生成。他们必然存在着为自己抗争，为自己发言，用自我的方式表达的冲动，这样的作品才是完整、立体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