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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九十年代开始，以国家恐怖主义为题材的电影作品大量减少。一方面，阿根廷电影业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使大量的影视制作陷入困局，直至24.377电影法颁布前后，独立电影的摄制不得不依靠外国基金会的不稳定支持；另一方面，民主时期的国家政权对民族记忆展开了全新的重塑进程：1986年至1987，第一届民主政府颁布了《全面停止法》（Puntode final）和《正当服从法》（La Ley de Obediencia Debida），规定暂停对那些被指控于军政府时期负有刑事责任者的司法程序；1989年10月7日，新上任的梅内姆总统批准了四项法令，赦免了220名在上届独裁统治期间被判侵犯人权的军事人员。 国家机构与制度化的政治以外科手势般的方式对集体记忆划上句号，以保障现代公民身份的等同性——判决已然，逝者已逝。这一揭示创伤、质问记忆责任的公共叙事，面对的是人们的回避与淡漠。在动荡的七十年代，纪录片影像之中是五月广场上愤怒的母亲，是HIJOS沸腾的游行；而1990年，初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Kate来到萧瑟的五月广场，与为数不多的落寞在场者为伍。 丽塔在一次电影放映中坦言：“人们已经不愿观看这样的电影了。”正如影片中，作为大学教授的Silvia面试着自己的学生，后者正在阐述着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以主张对国家历史“回溯之无效”的理性判断；而对面的Silvia对此似乎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创伤后的距离与延迟。正如Ernesto对Silvia的评价：“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是一个幸福的女人”——长期的逃避与伪装建立起了这一被压抑的情感维度。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影片何以采用了这一非连贯的、低密度的叙事结构——如拉康所述，记忆的追溯（rememoración）与再现（reminiscencia）并非等同，而是一组对立因子；复原的记忆则是主体经历于符号系统中的象征性再现，回忆的实质是一场秩序的重组进程。这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涅槃。不同的身体与身份占据着错乱的空间，“现在”与“过去”组合成了非线性的时间序列。 影片伊始，Kate徘徊在曾是拘留与酷刑实施地的废弃建筑前，向Tealdi问道：“人们是否记得曾经发生了什么？”最终，Silvia母女也来到了这一爱人的刑场。女儿Marina问起母亲，人们是否记得曾经发生了什么？“人们都记得”，Silvia回答道。当Marina年轻而庄严的面容被定格于屏幕，我们能从中看到丽塔的期许：历史的见证者们不应遗忘，也不应被遗忘；而电影，也正是打破沉默之墙的武器与证言。 22.10.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