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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原著的人，都会为鲍曼和卡特之间如父如子的情谊打动，看新《西线》也不例外，但这一版添加的读信部分以直白的方式道出卡特的家庭悲剧（其儿子死于天花），又是一个文艺腔过重的尴尬段落。卡特的经验并没有构成一种有效的传递，因为二度的偷鹅从根本上失败了，他在丛林中被农户的儿子击杀，以一种微缩化（中枪时的仰拍镜头）结束了自身的存在。
在士兵们被微缩化的同时，将军的一意孤行和谈判组的忍辱负重，成为了战争与和平之间决断的关键，尊严和止损之间的宏观命题，或许才是德国主创们真心关注的问题，他们籍此又一次回避了底层个体的经验。随着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投降协议的签订，翌日11点的停火在一种屈辱中生效，但作为屈辱的反面，将军在遵守原则的同时，又勒令新兵们完成最后一波攻击，以夺取阵地的虚妄英雄姿态迎接即将来临的和平。
士兵们被驱赶上阵，11点的和平钟声成为了催命符。这个倒计时以宏观反战的态度呈现了时代的虚妄，但也成了置人物于死地的机械工具——鲍曼的死就此成为了必然，而且必然会发生在11点钟声敲响的时刻，这是一个多么投机兼讽刺的设计啊？
反观1930年和1979年的版本，鲍曼虽然难免一死，但他的死向着时间敞开，没有这种设计的紧迫性：在1930年的版本里，他在战场上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并且在抓取蝴蝶的瞬间被法国狙击手击毙，镜头仅仅拍摄了他的手部特写；而在1979年的版本中，鲍曼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叫声，他在用纸笔摹画那只云雀，却在出神的时候中了法国人的冷枪，他随后倒在战壕里，镜头中是他画出的那只云雀的特写。
这些简约的诗意，是经验实在的化身，而在新《西线》中，鲍曼中了敌人的刺刀，却在弥留之际走出隧道，仰望天空，在战壕的一角闭目而亡。这一场戏，拍的过于具体，渲染过度，以至于我们本能地不相信这是人的真实经验——它是严格的设计，是戏剧性的重构。
这一如索姆河战争的段落，在鲍曼用匕首刺伤那位法国大兵的时候，雷马克描述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鲍曼希望自己落难时候也能得到法国人的救护，这种心情让他选择了拯救。这段戏在1930版中持续了两天两夜，他的头顶是不断跨过的法国大兵，是燃烧弹的不断升落。而在新《西线》中，这段戏只持续了很短的事件，人们只看到法国大兵的吐出的血水与鲍曼脸上沾满的泥。
新《西线》的失策，或许就是拒绝了经验本身，从而让作为亲历者的自我（德国主创）变成了一个看客。这里面有德国人对历史的本能拒绝，也可以说是对身为战败国之战争的反思无能或鸵鸟精神。美国电影人则没有这样的文化包袱，在那些讲述越南、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基于经验本身的个体反思，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决战以拉谷》《节选修订》等电影都成为了反战电影中的经典。
虽然悖离了雷马克的原著，但新《西线》绝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在整个战场场景的现实还原上以及宏观层面的反战主题上都实现了自身的有效性，虽然这可能显得碎裂或庸俗，但总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即对战争的本能拒绝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接纳。
在思索战争片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会回到“我们为何而战”的话题。但需要明确的是，二战反法西斯的“正义时代”早已过去了，反战与和平早已经是人类任何情境下的基本共识，就此来说，新《西线》虽然遗失了经验，但它至少也算是“无经验”的（比较空洞的）正向作品。人们或许会拿它和《战狼》对立起来比较，那么这种对比也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因为《战狼》的问题明显更大，它不光是“无经验的”，而且是“反经验的”，甚至可能是“反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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