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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拯救最终被从世界拯救之中抽离甚至与之对立，这使得贯穿于新世纪作品中的“巫女拯救”主题得以被重新发现。实际上，无论在“创世系”还是“世界系”作品中，有待被拯救的少女都带有一定的巫术性，恋爱双方的关系总是处于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所说的“交感巫术”之中：“举凡曾经接触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便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7]《天气之子》中的晴女再次与新世纪初的人设遥相呼应，其中最著名的巫女便是出现在Air中的神尾观铃，她是一个背负这世代翼人诅咒的少女，幼年丧母又被父亲遗弃，由母亲的妹妹收养。由于是得到幸福而后死去，神尾观铃并未被拯救，却也仍然打破了翼人轮回的宿命，成为最后一个背负痛苦一生的翼人。 超越于“御宅族”的少女人设幻想，新世纪初“未被拯救的巫女”也许背负了战后日本由《神道指令》所带来的创伤，它是由驻日盟军司令部颁布于1945年，强制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世俗化法案。在《国家与祭祀》中，子安宣邦论述了这一法案在日本思想界激起的创伤反应，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了“神社神道”，主张对其进行最严厉的压迫性控制。对于这种强制性世俗化方案，以大原康男为代表的学者希望通过“神道国家”的再认识卸除对于“神社神道”的归罪。大原康男采取的论述策略试图说明“神道国家”是“神社神道”传统的一个异变现象，因此反对“神道国家”并不意味着“神社神道”需要背负一切罪过。“未被拯救的巫女”似乎就是这一观念的具身化，虽然在死前获得了幸福，却仍然承担了不属于她的诅咒，无法找到除罪的方式。巫女的悲剧反映了这样的愿望，即当具体的历史政治时期已然过去，“神社神道”就仍然有权被民众自由地选择，亦即一种被爱的权利。正如大原康男在《神道指令研究》中所说，以民众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祭祀信仰，只要不是政治上的强制就没有危险性。[8] 然而在子安宣邦看来，这种保守的论述策略无外乎是在否定将“神社与神职被视为国家之物”这种“神道国家”在明治时起便是日本的历史诉求，大原康男通过将“神道国家”矮化为暂时出现的政治制度，试图将《神道命令》视为针对作为日本精神传统的“神社神道”的压迫性暴力，从而将其从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归罪中解放出来。[9]116—118持左翼立场的子安宣邦明确地指出，实际上《神道指令》并非针对性地压制法案，而是重申了《日本国宪法》中关于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虽然日本右翼思想家试图通过将欧美国家重新发现为“基督教世俗国家”而佐证“神社神道”的非罪性，但这一论述策略中有着历史性的倒错。事实上，明治时期的日本看到的正是欧美国家基于宗教认同感面相的国体，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宗教性的前置使得日本第一次世俗化最终导向了战争的结果。而再认识论者则试图通过这一原则重新发现现代世俗国家中的祭祀性与宗教性，并假设这种宗教性未曾在“神道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无外乎是历史的颠倒。[9]122—123 如果将“巫女”视为这一争议下日本“神社神道”的化身，那么新世纪初的“巫女”无论获救与否，她们都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且都仍然被期望带回旧时的世界：在Clannad中少女只有通过复归旧时的安乐世界才能够被拯救；在《云之彼端》中，对于旧世界的置换被终止之时少女才得以醒来。但从《你的名字。》开始，对于少女的拯救只有在旧世界的毁灭与新世界的创造中才能够达成。其中身份为巫女的宫水三叶显白地表露了其“神社神道”的象征身份，而她在开篇就不断抱怨乡间生活和神社活动，表达着对于都市世俗生活的向往。然而在尚未瓦解的旧世界中，身体的交换象征着神道与世俗的彼此寄身皆处于矛盾之中，只有以旧世界的毁灭为契机，两者才能够跨时空地相遇，并在新的世界线中，神道才得以融入世俗化生活，并在日常之中重新被邂逅。《你的名字。》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呈现了这种左翼的世俗化理想。 在这样的脉络中，《天气之子》作为“世界系”最终解决方案的面相已然十分清晰。通过牺牲巫女而换回既有的世界面貌及秩序，这是对于新世纪初巫女拯救题材的回归，服务于某种右翼视角关于“神社神道”归罪的创伤性表达。而新海诚以一种左翼色彩的决断正面击溃了这一表达：如果说“神社神道”真的是值得日本珍爱之物，正如晴女在地上所行之事，它仍然能够寄托愿望，那么就应该彻底地剥离她的神格，卸除旧世界对她的捆绑，在旧世界的毁灭中期望能在新的世俗化世界生根发芽。如果说《你的名字。》说的是“只有世界毁灭才能成就一对恋人”，那么《天气之子》则是在说：我们必须通过从天上把少女救下来（对于“国家神道”的世俗化），才能彻底和旧世界决裂，而这是保护少女（“神社神道”）最好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