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西洛夫前后判若两人。少年说：“我根本不认为他真的疯了，更何况，即使现在，他也完全不是疯子。但我却毫不怀疑地认为有‘另一个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个人，却变成了两个。另一个他也是他，但却变得根本不像他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两面人”或“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俄国评论界一片批评和指责。别林斯基特别不喜欢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该做的事。”作家本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双重人格》是他的“杰作”，比《穷人》“高十倍”，“那种为大多数人几乎说成是幻想的特殊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却成为现实事物的真正本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首次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一典型的预言家。”他在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曾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将它扩展成长篇，并加上作者序，让大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果然，在这之后，作者笔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地下室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维特里盖洛夫（《罪与罚》），罗戈任（《白痴》），斯塔夫罗金（《群魔》），韦尔西洛夫（《少年》）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其中以韦尔西洛夫和伊万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
韦尔西洛夫自称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什么是俄罗斯思想呢？用他的说法，就是“各种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张兼容并包，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调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却又偏爱走极端，反对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应该说，小说《少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有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誉的“那封信”展开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敲诈勒索。表面看，这封信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继承她父亲遗产的重要凭证。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确实担心这封怀疑她父亲是否得了精神病的信，被她父亲发现。但是她担心的并不是她能否继承父亲遗产的问题，——她并不在乎。她担心的是父亲看到这封信后会感到伤心，影响他的健康。而老公爵则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愿意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不愿有任何东西来玷污他的爱。这封信，当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时候，成了许多人争夺的对象，似乎重要无比。可是，到后来，当书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来做坏事，而且不止限于敲诈勒索的时候，似乎又一下子揭开了蒙在他们眼上的障眼布，弃之如敝屣。这份象征“无限威权”的所谓“凭证”，连那个小流氓兰伯特也不屑一顾了，“留在了桌上”，无人理睬。
小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少年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多尔戈鲁基。马卡尔原是韦尔西洛夫的家奴，“农奴解放”后，他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处漂泊、朝圣的香客。他的言行体现了作者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去把你的财富分给众人，做众人的仆人。这样你就会比从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为到那时候你的幸福就不光是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了，而是由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爱”，因而也就“有了整个世界”。
马卡尔是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与马卡尔类似的形象，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群魔》中的吉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卡尔相呼应，还有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他们都提出了“好品相”（благообразие）问题。这提法具有一种空灵的诗意。这牵涉到最深层次的基督教信仰问题，由于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这问题我说不好，待有志者继续深入钻研。因为对基督教（包括正教）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体悟，就很难彻底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十八岁的时候（1839）便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破解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破解这个谜，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做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进行人心的探索。他的全部作品，从《穷人》开始，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人心奥秘的记录。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毕生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而他最后第二部小说《少年》，则是他人心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彼此重点不同，但同为艺术探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