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说，他十分喜爱和看重自己的姓氏“多尔戈鲁基”。不用说，这既可笑又愚蠢。最蠢的是，他之所以喜欢他的这一姓氏，正因为俄国有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望族。真是个奇怪的观念，脚朝上，完全倒了个过儿！
如果我说过，我们全家始终住在一起，不用说，应把我除外。我仿佛被人遗弃了似的，差点从我出生时起，我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但是，这倒并没什么特别的意图，而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这么发生了。生下我之后，我母亲还很年轻，很漂亮，因此他需要她，而一个爱哭爱闹的小孩，不用说，只会觉得碍事，尤其是出门在外，在旅途中。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十九岁以前就几乎没见过我母亲，除了有两三次匆匆地见过一面以外。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因为韦尔西洛夫对人的傲慢和蔑视。
七
现在撇开这一切，完全讲另一件事。
一个月以前，即9月19日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莫斯科，决定要跟他们大家断绝关系，彻底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我就是这样写下这话的：“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因为这样说才足以表明我整个的主要思想，即我为此而活在这世上的目的。至于什么是“自己的思想”，关于这点，我要说的话太多了，以后再说。我在莫斯科居住多年，离群索居，充满幻想，我自己的思想还在我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形成了，也许从那时起，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吞没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此以前，我也一直生活在幻想中，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具有某种色彩的幻想的王国里；但是从这个主要的、在我心中吞没了一切的思想出现时起，我的种种幻想就凝聚在一起，一下子凝聚成形，具有了某种形式：愚蠢的幻想变成了聪明、富有理性的幻想。在中学读书并没有妨碍我幻想；它也没有妨碍我思想。然而，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在中学快毕业，读最后一年级时，考得并不好，可是我在七年级以前一直名列前茅，而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我的这一思想，也许我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此，不是读中学妨碍了我思想，而是这思想妨碍了我读中学，也妨碍了我上大学。中学毕业后，我立刻打算不仅同所有的人彻底断绝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同全世界彻底决裂，尽管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我写信给一个相关的人，并通过他告诉彼得堡，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扰我，让我彻底安静，也不要再给我寄生活费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我彻底给忘了（就是说，自然，如果还有人多多少少记得我的话），最后，我还告诉他们，大学，我是“无论如何”不想上的了。我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非这样不可：或者上大学，继续深造，再推迟四年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我毫不动摇地站在思想这一边，因为我就像二二得四一样坚信不疑。韦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这一生中统共才见过他一次，而且就一刹那，当时我才十岁（可是在这一刹那中，他却使我十分吃惊）。
韦尔西洛夫亲笔给我写了封回信（其实我的信并不是写给他的），他让我去彼得堡，答应给我找一个在私人家里帮忙的差事。这个冷冰冰而又傲慢无礼的人居然来叫我，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十分傲慢而又漫不经心，他生下我后就把我撇在一边，交由别人抚养，他至今恐怕不仅根本不认识我，甚至对此也从无悔恨之意（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我这个人是否存在都模糊不清，因为后来我才弄清，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也不是他给的，而是另有其人），我说，这个人居然叫我去，居然会忽然想起我，并且亲笔赐函，惠予答复——他这一叫，迷惑了我，也决定了我的命运。顺便说说，说来也怪，我居然很高兴在这封短简里（一页小型张的小小信纸），他竟然只字不提关于我上大学的事，也不要求我改变决定，也不因为我不愿继续深造而责备我，——总之，没说一句父母们通常会说的这类废话，不过，就他而言，这也说明了他的坏，说明他对我毫不在乎。我打定主意去看他一趟，因为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实现我的主要幻想。“且看他会怎么说，”我寻思，“不管怎么说，我之同他联系，不过是暂时的，也许只是十分短暂的一刹那。但是，只要我一发现，我迈出这一步，尽管是有条件的和小小的一步，毕竟会使我离开我的主要目标，那我就立刻跟他一刀两断，撇开一切，躲进自己的乌龟壳。”正是躲进乌龟壳！“就像乌龟躲进乌龟壳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不会是独自一人”，我继续掂量，在莫斯科的这最后几天，我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东奔西跑，现在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可怕的岁月里那样独自一人了：跟我在一起的有我的思想，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思想，即使那里的人我全喜欢，他们能给我幸福，我将同他们在一起，哪怕一住就是十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决不会背叛我的思想。我要预先指出的是，正是这一感慨，正是我的计划和目的的这一二重性，还在莫斯科时就已形成，后来它在彼得堡也没有一刻离开过我（因为我在彼得堡没有一天不想跟他们一刀两断，我把每一天的第二天都定为从此远走高飞的最后期限），我要说的是，这二重性，似乎就是我在这一年中犯下的许多不检点的过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年中我做了许多卑鄙的甚至下流的事，不用说，都是些混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