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5)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ＯＵＩ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