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9)

　　凌晨三时三十分左右，我出门上街，把我的信和画寄给了艾尔玛修女。然后，我在完全真实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发木的手指脱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还没等我睡着，那呻吟声又透过墙从尤索托夫妇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想像天亮时尤索托夫妇会一起上我这儿来，请我和求我倾听他们的秘密问题，他们会把最隐秘、最可怕的细节全都告诉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将在厨房桌子前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听完这个又听那个。我听啊，听啊，听啊，双手抱头－－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便将手直直插进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里，焐热它，就像我焐热一只小鸟似的。然后，当一切都弄妥摆平后，我就把艾尔玛修女的作业拿给尤索托夫妇看，而他们将分享我的快乐。

　　事情往往都是过后很久才能看清，不过，幸福与快乐之间惟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实在的固体而快乐则是一种流体。第二天早上，当尤索托先生把两个新学生的邮件放在我桌上时，我的快乐已开始从它的容器里往外渗漏。当时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画，倒是很心平气和，因为知道我寄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已经安全上路。但面对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班比或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缺少绘画才能的人这样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时，我仍然毫无思想准备。觉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点燃了一根烟，这还是我参加教师班子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点烟。果然还挺管用，于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画来。可是还没等我吸上三四口，我虽然没有抬头往后看，却真的感觉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着我又听到他椅子往后推动的卢音，这就证明确实是没错。我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迎候他。他向我解释道，用的是一种让人一听就心烦的狗屁耳语，他本人倒并不反对抽烟，不过遗憾的是，学校规定教师办公室里是禁止吸烟的。我连声一再说真不好意思，他却宽容大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便走回到房间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头去了。我真不知在艾尔玛修女下一个邮件应该来到前的这十三天里，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过，想到这里，我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讲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全部的工作时间里，我让自己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实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那些画全都拆开，然后重新组合，并且还加上新的部分。我给他们每人指派了十来张(真的是十来张)绘画作业，是带点侮辱性、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倒是挺有建设性的作业。我给他们写了两封长信。我几乎是在央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时丢开他的讽刺风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气请班比暂时忍一忍，别再在画稿底下加上“原谅他们的非法侵人吧”这类的标题。接着，在星期四下午后半晌，感觉到自己心情不错，有点儿兴奋，我就开始看一两个新学生的材料，有一个美国学生从缅因州班戈市寄画件来，他在他的调查表里用啰里啰嗦，是个“诚实的约翰”的坦诚态度说，他最喜爱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还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抽象丰义者。至十我下课后的时间，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车进到蒙特利尔市中心，在一家=一等电影院里，把一场《卡通节星期》的影片从头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强迫我见证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槟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猫狂轰滥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坐垫集拢来，让三只叠在一起，试着凭记忆把艾尔玛修女那幅基督殡葬图重新画出来。

　　我不禁要说，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别，或者不如说是令人毛骨障然，不过事实是，我已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词来描写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饭后离开“古典大师之友”然后便不知去了哪儿－－也许去看了场电影，也许仅仅是作了次长时间的散步；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记也让我沮丧了一回，因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记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过我倒知道为什么那是一页空白。我从度过黄昏的不知什么地方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站住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矫形器械商店的灯光明亮的橱窗看去。这时，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不管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冷静、理智或是很有风度地过我的口子，我水远至多不过是充当这个摆满搪瓷尿壶、便盆的花园的一名参观者，旁边还站着个戴着削价疝气带的没画眼睛的木头模特偶像。自然，这个念头不可能持续多久。我记得我飞奔上楼进入我的房间，脱掉衣服钻上了床，连日记本都没有打开，自然不会去记下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