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反正您没有向她提出求婚，而且您的自尊心也没有受到伤害。”
“难道您能这么看问题吗！那，自己的良心审判呢？那，被我欺骗，而且……可见，我曾想抛弃的丽莎呢？我对自己，对我整个家族的列祖列宗许下的誓言呢？我可是发誓要重新做人，将功折罪，赎还我过去做的种种卑鄙的事的呀！我求您了，求您千万别把这事告诉她。也许，只有这事她不能原谅我！我从昨天起就病了。而主要是，好像现在已经一切都完了，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中的最后一位公爵肯定要去服苦役了。可怜的丽莎呀！我一直在等您，一整天都在等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因为您是丽莎的哥哥，我要向您公开她还不知道的事。我是一名刑事犯，我参与了伪造某铁路股票的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要去服苦役？”我跳起来，恐怖地看着他。他脸上表现出了深深的、阴暗的、极度的忧伤。
“您坐，”他说，自己先在对面的圈椅里坐了下来，“首先，您应当先知道一个事实：一年多以前，在埃姆斯的那个夏天，有丽季娅，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后来是巴黎，正是在那时候，我到巴黎去了两个月，我在巴黎，不用说，正缺钱花。这时候碰巧出现了斯捷别尔科夫，不过，这人我以前就认识他。他借给了我一笔钱，还答应再给，不过他也请我帮他一个忙，他需要一名能工巧匠，能画画，能雕版，能石印，等等，还应该同时是一名化学家和技师——他有用，他有一定目的。至于是什么目的，他头一回就说得甚至相当露骨。究竟是什么呢？他摸透了我的性格——这一切我听了就想笑。问题在于我还从小学时代起就认识一个人，现在他是俄国侨民，不过并非俄罗斯血统，正住在汉堡的某个地方。在俄国，他已经有一回被卷进了一件伪造证券案。斯捷别尔科夫属意的正是这个人，但是要找他必须有人介绍，于是他就来找我。我给他写了两行字。写过也就立刻把这事给忘了。后来他又几次三番地遇见我，当时我从他那里拿了总计约三千卢布。关于整个这件事，我真的全忘了。我在这里借他的钱一直都是出借据和有抵押品的，而他则一直在我面前像个奴才似的曲意奉承，可是蓦地，在昨天，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得知，我是一名刑事犯。”
“什么时候，昨天？”
“就是昨天，咱俩上午，在纳晓金到来之前，在书房里跟他嚷嚷的时候。他头一次，而且已经是一清二楚地、斗胆地向我提到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举起手来，本来想打他，可是他却忽然站起来，向我宣布，说我跟他是一伙的，他让我记住，我是他的参与者，我同他一样是个骗子，——总之，这虽然不是他的原话，但却是这个意思。”
“简直胡说八道，但是，这不是凭空捏造吗？”
“不，这不是凭空捏造。今天他到我那去了，向我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些股票早就在流通，而且还在继续发行，但是，似乎不知哪出了纰漏。当然，我是局外人，但是，‘要知道，您那时候不是惠予协助，帮忙写了一封信吗，您哪，’——这就是斯捷别尔科夫对我说的话。”
“但是，您并不知道这要干什么呀，或者您知道？”
“知道，”公爵低声回答，低下了眼睛。“就是说，您要晓得，既知道也不知道。我感到好笑，我感到开心。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更何况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假股票，而且也不是我要做这些假股票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时给我的这三千卢布，后来他甚至都没把它算在我欠他的账上，而我也就由他去了。话又说回来，您怎么会知道呢，也许我就是个假币制造者呢？我不可能不知道，我不是小孩；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开心，于是就帮了一把那些卑鄙的苦役犯们的忙……而且这忙也不是白帮的，拿了人家的钱！可见，我就是一名假币制造者！”
“噢，您就别夸大啦；您有错，但是您夸大其词了！”
“这里，主要是有一个名叫日别尔斯基的人，还是个年轻人，在司法部门工作，是一个类似帮办这样的角色。在这场股票案中——他也是参与者，后来他从那位在汉堡的先生那来找我，不用说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压根儿就没提到股票的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手里保存着两份我亲笔写的凭证，都是两行字的短信，当然，这也就足以证明了；这是我今天才完全弄明白的。斯捷别尔科夫说，这个日别尔斯基惹了大麻烦：他在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偷了谁的钱，好像是盗用公款什么的，但是他还打算再偷一些，然后携款潜逃，移居国外；因此他还需要八千卢布（不能小于此数），作为资助他移居国外的费用。我从遗产里继承的那部分，可以满足斯捷别尔科夫的要求，可是斯捷别尔科夫说，还必需满足日别尔斯基的要求……总之，除了放弃我在遗产中得到的那部分以外，还差一万卢布——这是他们撂下的最后的话，到那时候，他们就会把我的那两封短信还给我。他们俩沆瀣一气，这是明明白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