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我们当时谈了一晚上，一直坐到深夜，我就不把我们的谈话内容一一列举了，我只想提一件事，这件事终于给我解开了他生平中的一个谜团。
我想先从他爱妈妈说起，这对我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他出国时抛弃了她，与她“断绝了夫妻关系”，那肯定是因为他太苦闷了，或者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不过，这也是世人常有的，但是又永远很难说清楚。在国外，然而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又忽然重新爱上了妈妈，在分隔两地的情况下，在思想感情上，他又深深地爱上了她，于是又派人去接她。也许有人会说“胡闹”，但是我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认为，这里蕴含着一切，人生中必须严肃对待的一切，尽管这里也看得出明显的窝囊，而这窝囊，看来，也多少是我造成的。但是我敢发誓，他因欧洲而产生的苦闷，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它不仅足以与修筑铁路这样一些当代的实际活动相提并论，而且要高得多。我认为他对人类的爱是最真诚、最深刻的感情，毫无作秀之嫌；至于他对妈妈的爱，虽然，也许带着稍许幻想的成分，但仍是某种完全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国外，在“既苦闷又幸福”之中，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最严格的修士般的孤寂之中（这一特殊信息，已经是后来我经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打听到的了），他竟忽然想起了妈妈——而且正是想起了她的“塌陷的两腮”，于是便立刻派人去把她接了来。
“我的朋友，”他顺便地似乎脱口而出，“我忽然意识到，我之为思想而奋斗，决没有解除我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性的人应尽的义务，我有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至少让一个人得到实际的幸福。”
“难道这种书生气的想法就是一切的原因吗？”我不解地问。
“这不是书生气的想法。不过，也说不定。然而，这里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要知道，我是真的很爱你妈妈，真心实意地爱，而不是书生气地爱。如果我不是很爱她，也就不会派人去接她了，即使我灵机一动，冒出这个想法，我也尽可以随便找个德国男人或者德国女人，让他（或她）‘得到幸福’也就行了。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必须做点什么，至少使一个人获得幸福，但是这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真的幸福，——我要把这定为任何一个智力发达的人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就像我想给每一个农夫定下一条法律或者一宗劳役，由于俄国的森林砍伐殆尽，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种一棵树；不过一棵树似乎少了点，不妨下令，让他们每人每年都种一棵树。一个高等的、智力发达的人，由于追求崇高的思想，有时会完全脱离迫切的现实问题，变得可笑、任性、冷漠，甚至简直可以说是愚蠢，这不仅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甚至，最后，在自己的理论上也变得蠢了。因此，必须务实，身体力行，必须至少使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人得到幸福，这样才会真的改变一切，才会使这个有心为善的人面目一新，焕发出精神与活力。作为一个理论，这很可笑；但是，如果把这付诸实施，并变成一种习惯，那就显得根本不蠢了。我对此有过切身体会：我刚一开始发挥这个关于新的金科玉律的思想时，——起先，当然，就跟闹着玩似的，后来我才突然开始明白，埋藏在我心底的对你母亲的爱到底有多深。而在这以前，我竟完全不明白我是爱她的。当我跟她同居的时候，只是趁她还很美貌，拿她取乐而已，到后来就烦了。一直到德国我才明白过来：我爱她。先从她那塌陷的两腮说起，过去我从来不会想起它，有时候即使见了，心里也不感到痛苦——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真正的痛苦，生理上的痛苦。有一些痛苦的回忆，我的亲爱的，常常会给人带来切肤之痛：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只是人们常常把它们忘记而已；但是也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后来会突然想起来，甚至只是想起某个大致的轮廓，但后来就欲罢不能了。我开始想起我与索尼娅同居时成千上万个生活细节；最后，这些生活细节竟自动地油然而生，大量涌入我的脑海，当我在等她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几乎使我望眼欲穿，万分痛苦。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我想到她在我面前总是那么低声下气，她总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低下，而且低得没法比，——你想想——甚至在肉体上。有时候，我想看看她的手和手指，她就害羞和满脸通红，因为她的手和手指根本不像贵妇人那样细嫩柔滑。而且不仅是手指，对她身上的一切，她都自惭形秽，尽管我爱的就是她的美。她跟我在一起时总是羞答答，十分怕生，但糟糕的是，在这种羞赧中往往会流露出某种恐惧。